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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林青霞,是廣大華人圈中30-50歲的羣體都很熟悉的一個名字。在我成長的日子裏,那一段段悽美愛情裏的她,讓我和無數人都在心底都打下了“夢中情人”的標籤。也因此爲他與秦漢的苦戀所動容,也因此爲她“老大嫁作商人婦”而黯然。但畢竟我們不曾真正瞭解,在影壇“東方不敗”的20年裏,她付出了多少,得到了什麼?又失去了什麼?2011年7月以作家身份復出的她,推出了散文處女作《窗裏窗外》,以“戲”、“親”、“友”、“趣”、“緣”、“悟”六個篇章記錄了那些人生經歷,字字真實深刻。本書在大陸地區已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文/林青霞
多年之後再看我的第一部電影《窗外》,彷彿視線模糊了,看到的竟是“窗外”後面的生活片段和“窗外”之後的人生。
那年我十七,就讀臺北縣私立金陵女中。高中三年級,同學們都在準備大專聯考。臺灣就那幾所大學,人人都想擠進大學之門,功課不理想的我,常感焦慮和迷惘,不知何去何從。
高中快畢業那年,我和兩位同學走在當時最熱鬧的西門町街頭,經過天橋前“西瓜大王”冰果室(那時候學生們都約在這兒見面)門前,聽見後面兩位中年男子正在談論拍戲的事,我不經意地回頭看了一眼,結果那兩位男士就跟着我們,嚇得我一路從“西瓜大王”跑上天橋。
高中畢業之後我沒考上大學,白天沒做事,晚上就到臺北車站對面的補習班上課。有一天晚上我和同學張俐仁到“西瓜大王”隔壁的西裝店,拿訂做好的藍白花紋喇叭褲。走到街角轉彎處,有位矮胖、大肚子、凸眼睛的男人,撞了張俐仁一下,問她要不要拍電影,回頭又看了我一眼,說我也可以。因爲有了上次的經驗,跟他拿了名片就走了。這個人叫楊琦。
有一天,張俐仁到我家,兩個人無聊,偷偷跑到附近的雜貨店門口打公共電話給楊琦。互相推託了一陣,最後決定由我來打,我戰戰兢兢的。找到楊先生,他說:“你再找四個同學,你們六個人,有一場戲是你們六個美女穿着功夫裝,在游泳池邊練功夫,大家打打鬧鬧就掉到池子裏,然後你們爬上來,於是若隱若現地看到你們的身材。”
我馬上要掛電話,連說:“不演!不演!”他說:“那你要演什麼角色?”我說:“我們剛高中畢業只能演學生。”他說:“有一部學生電影正在招考新人。”於是我留下了電話號碼,等他有消息再打給我們。我們家是傳統的山東人家庭,從來沒有接觸過電影圈。爸爸、媽媽、哥哥都反對,只有妹妹支持我。到了試鏡那天,張俐仁要我陪她去。植物園裏有六七位女生一起試,導演要求我也順便試一下,當時用的是八釐米黑白無聲錄像機拍攝。過沒多久楊琦到家裏來,說是導演選中了我做《窗外》的女主角江雁容,我驚訝地說:“怎麼可能讓我做女主角?我以爲只是演同學甲乙。”
父母爲了保護我,堅決不讓他們的女兒走入複雜的電影圈。我對拍電影充滿了好奇,怎麼也不肯放棄。母親苦口婆心地勸我,甚至拿當年最紅的女星林黛和樂蒂做例子,她說:“最紅的明星到頭來也是以自殺收場,你又何苦……”電影公司三番五次派人到家裏來都被趕走,最後來了位山東的國大代表。見了老鄉三分親,加上我再三保證,進了娛樂圈一定潔身自愛,母親才勉強答應我。
就這樣,命運的安排,我走進了“窗外”。
《窗外》拍攝於1972年,那年我剛高中畢業,還是個愛做夢的年齡,就像初生牛犢,一頭撞進了莽莽的叢林裏。幸運的是我遇見的都是圈裏的老實人,所以在這個大染缸裏並沒有被污染,一路走來也很順暢。
拍攝的第一天,一把大剪刀就把我剛剛留了三個月的頭髮剪短到耳朵之上,讓我哭得眼睛都腫了。初中三年加上高中三年,一共六年時間,學校規定我們的頭髮長度在耳上一公分,於是畢了業第一件事就是把頭髮燙了留長。雖然知道演的是高中生,還是捨不得那一把長髮。
電影前三分之二的學生戲,對於剛離開校門的我,演來不是問題。結婚以後的戲,在沒有接受過演藝訓練和沒有生活體驗下,演起來明顯地生澀。我的初吻就獻給了這部戲。還記得和男主角胡奇拍接吻那場戲。他教我把牙齒合上,嘴脣張開,其他的就交給他。我照做,兩個人牙齒磨得咯吱咯吱響。導演喊“卡”之後,我見攝影師陳榮樹的眼睛從鏡頭後面慢慢移出,一臉迷惘地說:“她像個木頭。”
這些幕前幕後的夥伴們,經過數十年光陰的洗禮,都有着不同的人生風景,滄海桑田,永恆不變的只有《窗外》,它留住了我們的青春,我們的夢想,提醒我們曾經擁有的一段回憶。
還記得拍攝《窗外》的日子,每天就像只快樂的小鳥,從片場飛到家裏,和母親訴說着拍戲有多麼好玩,有多少人陪着我呵護我。母親躺在牀上,雙臂環抱着頭,語重心長地說:“希望你以後都這麼快樂。”
1973年夏,《窗外》在香港上演,我一夜成名。接下來的二十年裏,沒停過拍戲。有了名,有了利,更有了得失心。在忙碌的工作和巨大的壓力下,已經忘了什麼是快樂。1994年嫁到香港,育有3名可愛又美麗的女兒。在人生的道路上歷經了人世間的悲歡離合、生離死別。雖然離開影圈十幾年,還是逃不開媒體的追逐。世人說人生如戲,戲如人生,真實人生這場戲,比虛構的劇情更富有戲劇性。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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