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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30日,2011西湖國際音樂節——“青春的節日”將在杭州太子灣公園舉行。本次音樂節陣容超級強大:中國搖滾教父崔健,多面手左小祖咒,“小清新”盧廣仲,民謠藝人小河、萬曉利、野孩子、世界音樂代表戲班、西班牙的La Pegatina樂隊等。他們將爲觀衆奉獻一場饕餮盛宴。今天,我們帶來的是“搖滾教父”崔健的獨家專訪。
崔健劃掉了採訪提綱中30%的問題,這其中包括“你有多少頂紅星帽子”、“你開不開微博”等等。或許他覺得無聊至極,或許覺得自己“磨砂式”的個人Logo中,絕不該夾雜這樣的五彩斑斕。
有同行曾經提醒,在崔健面前,你很難成爲規則的制定者。因爲“你問什麼”、“他說什麼”,從來都不是一個選項。哪怕在這個嬉皮士橫行的年代,崔健所凸現的依舊是一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面孔。
對於不喜歡的問題,他不會有半點欲拒還迎的曖昧,而是準確、直接地表達出自己的厭惡。比如年齡,“老問這個,你不覺得俗氣麼?”分貝不高,卻能瞬間讓人芒刺在背。
10月29日和30日,崔健將踏上2011西湖國際音樂節的舞臺,重新唱響《一無所有》。他說,25年前寫這首歌的故事,已經完全想不起來了:“就算想起來,我也不會說。有意思嗎?”
整個採訪過程中,他對“有意思嗎”這個反問句的使用頻率很高。它是崔健的關鍵詞。這個問號,實則是崔健表達憤怒的“改良產品”,只是附在一套委婉的盔甲裏面:“我的憤怒,從來不是一個娛樂話題,也不值得賣弄。”
崔健顯然也意識到,時代對自己的定義,有一種無法控制的荒腔走板。大家盯着的是一個時代的代表符號,一個永不服輸的鬥士,而忘記他首先是一個音樂家。所以在採訪中,“少談點憤怒”,是崔健始終繃緊的那根弦。
從1986年到1999年,再從1999年到現在,崔健從來沒有遠離過舞臺。這個在康莊大道和羊腸小徑上交替前行的中年人,沿途被戴上一頂頂帽子:教父、鬥士、膨脹者、活動家……這些帽子讓他享受到巨大的權力感,也送給他一種深刻的孤兒氣質。
“如果你不喜歡我的現場演出,可以立馬轉身走人。”對於來參加音樂節的年輕人,最後崔健送出這麼一句“忠告”。哪怕在商業面前,他的姿勢始終強硬,並顯現出不可摧毀的意志力。本報記者陳宇浩
挑晚上在西湖邊走走,不會被認出
記者(以下簡稱“記”):杭州來得多麼?這座城市給你的印象如何?
崔健(以下簡稱“崔”):前幾天還路過一趟,感覺這是一座線條很細膩的城市。不過上次我去杭州演出,跟主辦方起了點小摩擦,覺得杭州人還是挺“厲害”的。
記:聽說你沒事就會去西湖邊走走?
崔:是的,不過一般都是晚上去,這樣不會被人認出來。
記:這次來杭州開唱,《一無所有》吊足了所有“老搖滾“的胃口。25年前寫這首歌時,有沒有特別的故事?
崔:說這個有意思嗎?就算想起來我也不會說的,何況現在我想不起來。現在我更關心的,是明天做什麼。
記:跟25年前相比,兩個版本的《一無所有》會有什麼不同?
崔:我不知道,其實也不會有太大的變化,至少不會像我之前跟交響樂團合作那麼“離譜”(去年12月31日和今年1月1日,崔健與北京交響樂團合作舉辦過“搖滾交響新年音樂會”)。
中國音樂節太少,應該繼續加碼
記:這一兩年,各地音樂節都在井噴,你覺得靠譜麼?
崔:其實也正常,說白了就是政府行爲的轉變。以前弄大型電視晚會,現在向音樂節這樣的民間大型活動轉變。我還是這個觀點,音樂節的活躍,各地政府的支持是一個關鍵因素。
記:但也有人說,中國的音樂節摻雜了太多“虛火”。中國對音樂節的需求量,真的已經有這麼大?
崔:事實上,中國目前的音樂節,絕大多數是無法按市場規律操作的,離開了政府支持就玩完。爲什麼?因爲年輕人對搖滾還是很陌生。你看每次音樂節,底下有幾個年輕人是真正理解搖滾的?
記:你會有一種隔離感?
崔:也不是。我的建議是,想讓搖滾音樂節真正繁榮,應該把真正代表大衆文化的觀衆拉進來,而不是整天讓搖滾老炮來看演出。小圈子的狂熱,始終改變不了本質的東西。
記:但音樂節的大熱,確實養活了一大批音樂人,你認同麼?
崔:這是肯定的,但從我們國家的人口、幅員來匡算,音樂節還是太少,應該繼續加碼。你看,整個歐洲,每年有400個音樂節,中國呢?有50個已經不錯了。但你去杭州看看,有多少個音樂酒吧、卡拉OK,就知道老百姓對音樂的需求量有多大了。
討厭賣弄憤怒,但仍會不顧一切去憤怒
記:對很多年輕人來說,你留給他們更多的印象是“憤怒”,這是一種偏見嗎?這些年來你是否還保持着這種“憤怒”?
崔:每個階段的憤怒都是不同的,新時代有新的憤怒,也有新的歡樂。對我來說,我很討厭賣弄憤怒,因爲這從來都不是一個娛樂話題。
記:所以你一直在有意控制?
崔:沒有,只是跟以前不同,我不會再持續表達憤怒。但某些特定時候,我還是會不顧一切地去憤怒。
記:你是否嘗試着改變,讓更多年輕人接受你的音樂?
崔:這樣問有意思麼?說白了,這幾十年音樂上的變化,肯定不會像經濟上那麼大,只是隨着話題、表達內容而有所變遷。所謂的“新音樂”,無非是炒作上的說法。你看現在那些年輕的音樂人,他們只是“新的人”而已,其實在音樂形式上還是老的。
記:這些年,演出過程中,有沒有受到過年輕人的牴觸?
崔:沒有,音樂是很公平的,他們最多不看。既然你來了,就表示你已經接受我的音樂,沒人吃飽了撐着要去現場搗亂。不喜歡,你可以立馬轉身就走。
《花房姑娘》很流行,但它是搖滾
記:當年滾石來上海開唱,你是唯一一名受邀同臺演出的中國音樂人。但似乎你和流行歌手的合作並不多,是內心一直有排斥感麼?
崔:現在,流行音樂已經陷入了一個怪圈:用二等的責任感去做唱片,儘量不痛不癢,也別給審批添什麼麻煩,因爲這樣最省心。很多人是怎麼去做音樂的?一邊看點擊率、下載量,一邊寫歌,都奔着這些東西去了,音樂能發自內心麼?
記:你的意思是,流行不意味着成功?
崔:我當年寫的《花房姑娘》也很流行,但我始終認爲它是搖滾,而不是流行樂。
記:鮑勃·迪倫在遠離舞臺後,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繪畫和動物權益保護上;U2的主唱波諾,如今更像一名社會活動家。對自己未來的“出路”,你有計劃嗎?
崔:你選的例子太有傾向性。像音樂人做到一定知名度,調動社會資源去做一些事並不難。老實說,鮑勃·迪倫和波諾所做的,不用費太多腦筋和精力。我還是希望能多做一些和藝術搭邊的事,比如這幾年一直在倡導的“真唱運動”,這種需要不斷推翻自己和別人的事,才最帶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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