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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誠勿擾》主持人
孟非之人生回顧
孟非著
浙江文藝出版社
3
印刷工
在社會上混了一段時間後,江蘇省廣播電視廳下面的一個電視節目報印刷廠招工,這個招工竟然是要考試的。我去了,在那群考試的工人裡我還算是相當有文化的,因此我順利地成了一名印刷工。當時我覺得,雖然只是工廠,但畢竟是江蘇廣電本系統的,先乾著吧。
從一個閑散人員,到一個印刷工,我覺得還不錯。雖然工種差了點兒,但總算有了個落腳的地方,而且又是在廣電系統的企業,對我而言多少有點兒歸屬感。當時我想,再乾幾年廠子會越來越好,等我資歷老一點兒之後也許可以轉正成為廠裡的正式工。在廠裡,我的文化水平還算比較高的,好好乾些年似乎很有可能混到組長甚至車間主任這樣的級別。
印刷廠的工作自然就是印報紙。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的時候,電視節目報還是很吃香的。很多有點歲數的人應該都還記得一張節目報剛來的時候,一家人圍在一起用紅筆在自己喜歡的電視節目下面畫杠杠的情形。剛開始印報的時候,印量是從十幾二十萬開始的,慢慢增加到三四十萬、五六十萬,最後到了鼎盛時期印過一百二十多萬份。很多年後,我碰到印刷廠的老同事,問他現在印多少,對方說:『十幾萬吧。』我開玩笑說:『怎麼這麼少?我一走廠子就不行了嗎?』
當時節目報挺吃香,報紙印量大,我們的機器和人員少,導致我們必須從周二晚上開始一直印到周四早上,連續乾三十多個小時,就是俗稱的大夜班,中間每乾個八小時就休息兩小時,印一次報紙,我要在車間門口的臺階上看兩回日出日落。
印刷廠車間的噪音非常大,有九十多分貝,巨大的噪音讓人就是面對面也得扯著嗓子喊,對方纔能聽得清。在這樣的環境裡,我很快悟出了一個道理:為什麼勞動人民嗓門兒大?那是因為勞動人民無論是在廣闊的地裡乾活兒,還是在噪音巨大的工廠裡上班,聲音小了,別人都聽不見。
那時每次印報紙,印刷工們要不停地抽報紙出來查看,看墨重不重、水大不大,而我除此之外,還看新聞。後來廠裡的同事看到我主持的新聞節目裡每天都有讀報環節,就說:這是他在廠裡印報紙落下的病根兒。我在印刷廠的那段生活最重要的收獲是讓我深刻感受到了階級意識,我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了——在這個社會我屬於哪個階層。
當印刷工乾的自然是體力活兒,而廠裡最重的體力活兒不是印報紙,是卸紙。每個月廠裡都要進新聞紙,一大筒一大筒那種,我非常熟悉,小時候在重慶日報社家屬區生活時經常看到。每次都是一輛平板大卡車開到車間門口,上面整齊地堆著一筒一筒的新聞紙,車屁股對著車間大門。每筒新聞紙都有幾百斤重,工人要先把紙筒從車上卸下來,再推到庫房裡去。
卸紙這事兒真要一把子好力氣。兩塊木板斜搭在車斗上,兩個工人上去,用撬棍把上面一筒一筒的新聞紙撬下來,其他人在車下面等著,等上去的人把幾百斤重的紙筒從車上轟的一聲撬下來,底下的人必須非常用力和小心地接著。紙筒從車上頭滾下來,至少需要兩個人纔能接得住,不小心則很容易被砸傷——那麼重的紙筒要是從人的身上壓過去,那人估計基本就被壓成相片了。紙筒被撬下來後,還要一個一個地推到指定的位置。讓這些紙筒拐彎兒是最費勁的,幾個來回下來,手就酸得不行。我第一次卸紙後,晚上回家吃飯拿筷子手都在發抖,過了很久纔恢復過來。
相比在下面接紙,在車上撬紙更需要力氣。一般我們都是輪流上去撬紙。撬紙要拿著很粗的鐵撬棍,插到兩個新聞紙筒中間,把上面的紙筒撬起來然後推下去。我第一次上去撬紙,撬棍插進去之後我兩腿都懸空了,也沒把紙筒撬起來。下面的工人都笑了,有人看不下去了,一個叫吳大麻子的同事爬上車一把把我拉開:『滾滾滾。』說著他接過撬棍,用力一扳,紙筒轟地滾下去了,下面的工人笑成了一團。由於卸紙這活兒非常累,所以每個月只要有卸紙的活兒,工資裡都額外有二十塊錢補貼。
除了卸紙,卸石棉網的事情我也記得很清楚。流程和卸紙一樣,但是因為運石棉網的卡車太寬太長,開不到車間門口,我們就要從坡下面的廠門口把一大包一大包的石棉網背到車間去。和紙筒相比,石棉網的分量輕得多,但也有好幾十斤,而且體積很大。運貨的人在車上,把石棉網一包一包往下推,我們就在車下面彎著腰用背接著,然後背著石棉網去車間。因為石棉網的體積大,我們必須把腰彎得很低,手纔能比較省力,否則托不住。
其實,背石棉網遠沒有卸紙那麼累,但它卻讓我對體力勞動有了一個深刻的體驗,這種體驗是包括生理和心理兩方面的。背石棉網的時候,工人們身體呈現出的姿態給了我強烈的刺激。那種身體的姿態讓我想起了《東方紅》裡在舊社會上海灘的碼頭上,從帝國主義資本家的船上卸貨的勞工。我們乾的活兒是一樣的,連身體的姿態都是一樣的,唯一不同的是我們邊上沒有人拿著鞭子抽我們。想到這裡,作為主人翁的自豪感浮上了心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