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戎裝照

　　孫中山與黎元洪

　　天津北方網訊：黎元洪(1864年-1928年)字宋卿，湖北黃陂人，在民國政府兩任大總統、三任副總統。武昌起義出任鄂軍都督，在武漢首倡的“軍民分治”，開創民國黨政分開、軍政分開的先河；率先實行“省長制”；二度當國時提出的“廢督裁兵”等依法治國主張，旗幟鮮明地反對袁世凱稱帝，斷然起用自己的政敵段祺瑞鎮壓張勳復辟。作爲實業家，他是發展中國近代工業與對外開放的實踐者，與華僑創辦的中國遠洋貨船公司，開通香港經上海至美國舊金山的遠洋航線，填補了我國遠洋運輸的空白。作爲書法家，他的書法作品傳至海內外名山名院名寺。黎元洪還主張教育救國，並帶頭向南開大學、武漢大學等著名學府多次捐款。1928年6月3日，黎元洪因爲腦溢血在天津去世，1935年以國葬的形式葬在武昌卓刀泉土公山(現華中師範大學東南門附近)。

　　從天津北塘出發，黎元洪一步步走上了民國大總統的人生制高點。

　　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畢業，大清海軍服役，歷經甲午海戰、武昌起義、民國成立、二次革命、袁世凱稱帝、府院之爭。

　　武昌起義被推爲鄂軍都督，也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兩任大總統和三任副總統的人。在波瀾起伏的人生中，天津一直是黎元洪安穩的避風港。

　　他的父母長眠於天津，自己也病逝天津。兩次退出政壇，寓居天津是黎元洪一生最安逸、輕鬆的時光。

　　相比政壇風雲，黎元洪在天津的故事更加親切。

　　“白墳”

　　北塘的“白墳”已不見往日的風光，一個土包，幾塊零落的墓碑碎片。幾年前，北塘改造，附近的百姓都搬到別處，只剩下“白墳”留守在這塊“風水寶地”。

　　1914年，時任中華民國副總統的黎元洪來到北塘，爲父親修墓。新修墓地半畝有餘，白色圓頂，墓前豎立了一塊不高的墓碑，上面刻着黎朝相的生辰名諱，遠遠望去，通體瑩白，北塘人稱之爲“白墳”。

　　那時的黎朝相已經在北塘亂墳崗的一塊空地裏長眠了30年。父親過世時，黎元洪還是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的一名學員，家境貧困，只能草草安葬父親。

　　但他始終記得父親彌留之際，仍不忘囑咐自己努力學習、謹慎處事，學成後要爲百姓服務。

　　30年後，不負父望的黎元洪，專程回津爲父親重新修墓，此行也是他成爲民國副總統後第一次踏上天津的土地。

　　站在父親的墓前，黎元洪想必是百感交集，天津是他人生的起錨之地，從此成就了黎元洪波瀾壯闊的迥異人生。

　　1864年，漢陽，太平天國失敗後的第三個月，黎元洪出生於湖北黃陂木蘭鄉東廠畈(今湖北省大悟縣彭店鄉黎家河)。14歲以前，黎元洪捱過餓，討過飯，放過牛，14歲那年還生了一場要命的大病。

　　在天津北塘練兵的父親黎朝相已升爲“把總”，遂決定舉家北遷，到自己的駐地北塘安家。

　　這次從漢陽到北塘的長途跋涉，是黎元洪首次遠行，他常把這段經歷告訴子女們。黎元洪的孫子黎昌晉曾聽父親黎紹業說起過祖父的這段經歷：

　　“那時，交通很不方便，從武漢到北塘要走40天，除了渡黃河時乘坐民間平底船外，交通工具只有手推車或騎馬。每天很早起來趕路，直到夕陽西下才休息。”黎昌晉說，這對黎元洪來說是一種教育，在後來的很長時間裏，他仍對這次旅行經歷記憶猶新。

　　到了北塘以後，黎朝相把兒子送到北塘塾師李雨霖處求學，若干年後，黎元洪的長子黎紹基在《黎元洪的一生》中回憶黎元洪少年時的學習情形:

　　“當時，煤油燈已輸入中國，有錢人家用它來照明，一般的老百姓用蠟燭或菜籽油，這對在晚間學習的人的眼睛是沒有好處的，父親經常學習到深夜，直到雙眼疼痛，也不肯放棄讀書。”

　　1883年，由於家境貧困，爲了拿到獎學金，20歲的黎元洪選擇報考天津北洋水師學堂。

　　喜事、悲事接踵而至，父親升官加餉，繼而母親病故，而後自己與8歲時定親的童養媳吳敬君完婚。

　　1884年2月26日，黎朝相突然發病去世，黎元洪只能因陋就簡地將父親葬在北塘，從此開始了新的人生。

　　“標準照”

　　在波瀾起伏的政治生涯中，兩任大總統、三任副總統的黎元洪一生充滿爭議。

　　黎元洪退出政壇後，曾有過自我剖析，他說，辛亥革命以後，“我雖然三度因緣時會，有兩戴總統桂冠的風光，但更多的是交瘁的身心和夢魘般的回憶。”

　　1917年，黎段“府院之爭”，張勳復辟，大總統黎元洪被迫棄職，寓居津門。

　　1918年一個冬天的早晨，黎元洪突然想照相，於是照了一張八寸半身像，據說非常滿意。

　　下野的黎大總統要照標準像，他想要幹什麼呢？

　　就在市面上人們議論紛紛，而又沒有任何結局的轉年春天，他又照了一張半身標準像，這次更大，十二寸的。

　　三年後，也就是1922年，當第一次直奉戰爭結束後，曹錕、吳佩孚邀請黎元洪回京復任大總統。這事來得急，當大總統得有標準像，可黎元洪早就準備好了，拿出那張十二寸的底片，一次就洗了五百張。

　　可命運再次捉弄了黎元洪，1923年，曹錕賄選，逼黎下野，他再次回到天津，過起了不聞國事的寓公生活。

　　黎元洪的外孫女徐世敏回憶：“黎元洪隱退天津期間，常常反思自己的從政生涯，感到從政如在瞬息萬變的驚濤駭浪中行船，搞不好就會船覆人亡，故他隱退後，連北洋政府每月送的1000元公費都堅持不收，唯恐再捲入政治漩渦。”

　　不受公費的黎元洪投向經商，竟做得風生水起。

　　黎元洪在天津度過了五年賦閒時間，但是這位愛吃西餐、愛穿西服、愛騎洋馬、愛打網球，言必談西方歐美的人物，做起生意來，在房地產、金融和礦業等各領域都得心應手。

　　1949年，黎元洪之子黎紹基帶了20餘艘商船由臺灣經香港返回內地，赴京參加全國運輸交通會議。在一次宴會上，他與周恩來坐在一起。聽說他是黎元洪之子，周恩來笑着對大家說，“黎元洪有句名言，有飯大家吃。”

　　有飯大家吃是黎元洪的一段故事。

　　黎元洪寓居津門期間，常帶家人一起光顧劇院。一次看完電影，黎夫人的口袋裏多了一個空紙盒，裏面是一張字條：“貴夫人的鑽石戒指本人想借用一下，明晚放在門口右角處。”黎元洪看後大笑，“有飯大家吃是我多年的宗旨，有鑽戒大家戴又何妨？”

　　這句“有飯大家吃”不是空話，黎元洪以愛兵著稱，經常自掏腰包貼補士兵。士兵的母親病逝，他都會出資幫忙安葬。

　　孫黎之交

　　52歲的黎昌晉是黎元洪次子黎紹業的次子，他的眼睛長得與祖父酷似，比1864年出生的祖父黎元洪幾乎晚生了一個世紀。

　　黎昌晉任職的單位位於解放北路，附近就是著名的利順德大飯店。1923年6月，黎元洪被直係軍閥逼出北京後，曾在這裏設立臨時總統辦公室。

　　和祖父曾經辦公的地方咫尺相對，黎昌晉每每路過利順德飯店，總有種特殊的感情。黎昌晉對於祖父的記憶，全部來自於幼時聆聽父輩的講述。等到再長大些，黎昌晉也主動去獲取一些關於辛亥革命和祖父黎元洪的歷史資料與研究結論。

　　黎元洪很崇拜孫中山的《建國方略》，他認爲實業救國才能使中國富強。因此，他脫離政界後，一心致力於投資實業。

　　1924年12月，孫中山先生應馮玉祥之邀乘船北上，在津養病期間，黎元洪曾多次前往張園探望，對孫中山先生的病情非常關心。孫先生去北京後，黎也曾多次派人赴京探望。1925年2月12日孫中山不幸病逝，黎元洪甚感悲傷，在私宅中設立靈堂祭奠孫中山先生。

　　說到祖父對家族後人的影響，黎昌晉認爲可以用十二個字概括：學習勤奮、生活節儉、做人低調。

　　黎元洪的長女黎紹芬曾是南開大學的首屆畢業生，與周恩來是同班同學，後赴美留學，是首位被美國總統單獨接見的中國女性；長子黎紹基赴日留學，回國後續讀南開大學，是一名成功的實業家；次女黎紹芳嫁與袁世凱第九子袁克玖，成爲政治婚姻的犧牲品；次子黎紹業也曾就讀南開中學，但因病休學，除自學了英語、數學、物理等近代科學知識外，還學習了歷史、文學和佛學。

　　“五卅”慘案時，黎元洪之長子黎紹基正在天津南開大學，學生爲聲援這次罷工運動，推黎紹基爲後援會募捐組組長。黎元洪得知此事後深予嘉許，除自己出資捐助外，還親筆函介黎紹基前往拜見顧維鈞、楊以德、鮑貴卿等名流，故使黎紹基在三日內募得一萬一千餘元，大大超過了預計數目。

　　大出殯

　　1928年5月25日，黎元洪偕夫人去英租界跑馬場看賽馬，興奮過度，忽然暈倒，請來名醫會診，未見起效。

　　6月1日，黎元洪的生命到了最後一刻，他找來祕書起草遺囑：“元洪遭逢時會，得與創建民國之役，德薄位尊，時深惕厲。……不意十七年來，民生疾苦愈甚。所幸南北宗旨，既已相同，此則深望我同志相策勵者也……”

　　黎元洪的遺囑以電文形式公開發表，文中有從速召開國民大會、實行墾殖政策、調劑勞資等十項立國舉策。在彌留之際，黎元洪告誡子女，不要介入政治，興家救國要靠“實業”。

　　1928年6月3日22時，黎元洪的心臟停止了跳動，享年65歲。

　　第二天，天津《大公報》載：“綜觀君於民國首義元勳任合法元首，及晚年下野，愛好和平，反對專制……君可謂保其勳明之人矣！中華民國史之第一頁，將永遠與君名字以並傳。”

　　國民政府於6月8日發出優恤令，並囑內政部按元帥典禮規範治喪。黎元洪病逝後，民國政府曾兩次發令舉行國葬，其喪葬過程經歷天津殯殮、北京追悼、武昌安葬三個階段，歷時10年多，盛況空前。

　　黎元洪在天津出殯時異常隆重。開弔第一日，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自北京電令天津市，囑各機關團體下半旗誌哀。19日上午出殯時，其子女等50餘人披麻戴孝，挽靈車而行。靈車前由津埠三個警備連，保安隊、騎巡隊、手槍隊各一個連護送。參與執事、鼓樂、僧衆、送殯執紼者1萬餘人。當時的報章形容爲“破天荒之大出喪”。

　　7月下旬，津埠各影院還加映出殯的新聞紀錄片。殯殮之時，新編歷史話劇《黎元洪》也在天津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