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第70億寶寶的誕生，人類無可置疑地進入到了『經濟發展、財富累積、資源危機』的後金融危機時代，在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給2011年二十國集團(G20)戛納峰會的信中指出：『我們面臨推動解決各種全球問題的挑戰。』當前，全球治理呈現了新的發展趨勢：一是在全球經濟緩慢復蘇的背景下，發達國家幫助發展中國家的意願嚴重不足，全球氣候變化、千年發展目標、非洲飢荒等問題解決停滯不前；二是隨著新興發展中大國如中國、印度等經濟高速發展，它們面臨著如何把經濟發展成就轉換為人類公共產品的挑戰，也面臨著西方發達國家推卸全球治理責任的壓力；三是發達國家利用中國等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資源、勞動力等來填補其無限膨脹的消費主義文化。由此產生了全球不公正的經濟秩序，也帶來了當下的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停滯。

　　現有全球治理結構的核心是八國集團(G8)代表的『富國俱樂部』和『民主大國俱樂部』的協調行動模式。目前『美國的債務，歐洲的危機，世界的問題』不僅影響主要國際信用貨幣信心，也對全球能源、環境、糧食等許多領域造成了直接的傷害。新興發展中大國對傳統的全球治理結構產生了三種衝擊：一是在經濟技術結構方面，中國、印度和巴西正在加速趕超西方發達國家；二是在發展模式領域，印度的包容性低碳增長模式、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等都成為有代表的發展模式，這本身就是對『華盛頓共識』的否定；三是在提供人類公共產品方面，這次戛納峰會的重中之重是新興大國如何救助歐債危機，全球矚目中國、俄羅斯等國的救助行動。

　　然而正如任何硬幣都有兩面，盡管新興大國多維度影響全球治理體系，但是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訴求很難完全在戛納峰會上得以體現和實現。一是金融危機問題提昇新興發展中大國的地位，但是同時也強烈驅動著既有大國和新興大國的權力和資源競爭，其中最激烈的便是金融體系的話語權。二是盡管G20比G8更有代表性，但是目前G20的機能和作用只能部分實現主要大國重大利益的協調，還遠遠沒達到G8那種能夠做到行動協調的地步。三是歐美發達國家對新興發展中大國抱有防范心理，如目前歐美國家需要新興發展中大國的財政支持，但是卻並未因此放松對技術合作的限制。

　　戛納峰會表面上研討加強銀行業監管、限制金融投機以及增加大宗商品期貨市場透明度等，但是實際上是在增加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的發言權和代表性，修補金融活動的全球化與金融監管國別化的矛盾，建設包容有序的國際金融體系。然而債務危機後的世界仍然是美國金融力量操控的世界，經濟資源和權力從主權國家到金融寡頭轉移的不合理結構仍沒有改變。中國等新興發展中國家力量發展趨勢雖然凸現，但無法改變美國金融勢力坐大的局面。

　　全球化首先表現為一個經濟過程，同時又是一個各國內部在外界壓力下結構變遷和個人意識覺醒的社會過程。因此發展中國家要內促經濟轉型，逐漸取得貨幣金融工具領域的國內競爭優勢；外促公平正義，推動增強國際金融體系的有效性；幫助發展中國家適應經濟全球化和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

　　展望未來，隨著新興發展中大國以開放的姿態和負責任的態度，G20的協同行動將得到加強，全球金融治理的無能為力和不負責任的情況將逐漸改善，金融資本的勢力坐大的逐漸扭轉，全球治理體系將不斷被注入新的活力、動力和生命力。正如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所期待的那樣，為了應對多樣化的挑戰，G20領導人需要明確目標和協同行動,通過循序漸進的努力,實現全球經濟、資源和社會危機的不斷解決! ★

　　(《解放日報》2011年11月3日星期四06：國際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