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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北方網訊:名揚天下的小站稻,得名於天津市津南區小站鎮,但是由於小站鎮長達40年的停種,現今市場上銷售的“小站稻”大都來自“小站”之外。不僅如此,甚至連這種大米的“原產地標記認證”也被別地搶先獲得。這些是小站鎮恢復種植並推廣小站稻米所必須面臨的嚴峻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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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出”計劃
竇雲祥勾勒了一條小站稻恢復種植的路線圖。
“2009年恢復種植面積120畝,2010年種植面積擴大到400畝,而今年將達到820畝,明年爭取實現2000畝。”
但身爲天津市津南區小站鎮副鎮長,竇雲祥很清楚,這和40多年前小站鎮10萬餘畝的小站稻種植面積,依然相去甚遠。
相去甚遠的還有小站稻市場格局,“雖然津南區是小站稻米的三大種植基地之一,但是另兩個基地寶坻區和寧河縣,佔了市場份額的大頭。”
目前,天津市水稻種植面積爲25萬畝,而一份資料顯示,寧河縣的小站稻種植面積已達到10萬畝,註冊於當地的天津市津沽糧食工業有限公司,其生產加工的“津沽”牌小站稻獨享了60%的市場佔有率。
“公司+基地+種植戶”模式是當前小站稻比較常規的種植管理模式,在小站鎮的小站稻“復出”計劃中也涉及相關農作物公司,但是如何將小站歷史和原產地農耕文化價值融入小站稻米中,以提高附加值來振興當地農業經濟,是鎮政府亟待解決的課題。
直至2010年年底趙立忠的出現,使小站鎮政府破解上述課題得以加速。
彼時,在商貿和建築行業積累出原始資本的趙立忠打算在自己的家鄉小站鎮租用1000畝左右的土地,用於小站稻和其他農作物種植。
對於小站稻的感情,來源於趙立忠的祖祖輩輩種植小站稻的經歷,但遺憾的是,在他出生後不久,由於自然等因素影響,小站人基本放棄了小站稻的種植。
懷舊的訴求並不足以支撐42歲的趙立忠在這片土地上投入大量資金和時間成本,他看到了其商業價值:“農業是基礎產業,而糧食是基礎中的基礎,雖然投資回報週期較長,但是最穩定,從長遠看,是值得投資的。”
今年3月,他開始籌備資金,在考察耕地的過程中,通過與小站鎮及津南區政府領導進行接洽,並在天津市商務委的指導下,決定在小站鎮進行一次更大膽的嘗試,一個集合高效生產、生態保護、觀光休閒、示範服務多種業態的項目——名洋湖都市現代農業園(以下簡稱名洋湖農業園)的構想由此產生。
“以小站稻爲主推產品的名洋湖項目,無論從規模上還是資金投入上,都能在國內排上名次。”他介紹稱,共佔地6385畝的名洋湖農業園建成後,能夠解決1000多人的就業問題,員工人均年收入在3萬元以上,園區年營收能夠超過2個億,利潤率達到10%,未來還考慮上市。
這一次,他要“放長線釣大魚”。將近3.7億元的總投資規模,他計劃用15年的時間回收成本。
今年10月,在開工建設的名洋湖農業園內,試種的兩百多畝小站稻已經收割開鐮,畝產550公斤,小站稻的“復出”取得了階段性進展。
2
復植難題
能否解決水源問題,關係到小站稻恢復種植的成敗。
小站稻的揚名得益於小站鎮當年得天獨厚的水源優勢,南運河水夾帶着漳河從黃土高原捲來的泥沙和氮、磷、鉀等有機肥料,注入了小站土地,以甜刷鹹,化鹼成腴,構成了獨特的優質稻生長條件。至1948年津南解放前,小站稻一直是靠限制馬廠減河上游用水,才保證了收獲。1957年,津南地區稻田面積達到26.44萬畝,總產量8683萬公斤。
“那時,津南區的小站稻種也輸送到天津寧河、寶坻等水源條件不錯的地方進行培育種植,大量的技術人員也被派遣到外地去推廣種植技術。”竇雲祥對新金融記者說。
但好景不長。上世紀60年代初期,馬廠減河、海河上游各河系攔河截流建庫蓄水,九河下梢的天津,水量逐漸減少。1968年,獨流減河切斷了馬廠減河,南運河水絕源,靠海河水維持。1973年之後,津南區做出水稻改種旱田作物的決定。
稻田改旱後全區糧食產量明顯下降,一度全區糧食畝產只有135公斤。鎮內農民種植旱田作物的效益太低,單畝全年收益在50元左右,每人平均3畝地,年收入在150元左右,“而在鄉鎮企業上班一個月就能拿到這個數,致使很多農民棄耕。”
出於保護小站稻優良品種的目的,截至2009年,津南區只有小部分人還在斷斷續續地種植小站稻米,“要麼不成功,要麼不成規模,藉以得名的小站稻由於水源的限制,平白消失了將近40年。”竇雲祥感慨道。
而今,節水灌溉技術的推廣和資金的投入讓小站稻的水源問題得以一定程度的緩解。在名洋湖農業園內共打了6口淺水井,一口井供應灌溉150畝小站稻田,再加上雨水回收設施、節水灌溉設施、蓄水庫建設,來保證水源充足。
“園區的水一旦流入,除非防汛排澇,否則堅決不讓其流出。”趙立忠說,“不過這也是最耗金的一塊,光園區的節水灌溉設施建設就用了2000多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