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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銳(右)與新加坡教育部高級政務部長合影。
光陰荏苒,日月如梭。轉眼間,我已經在海外學習和工作了4年多了,4年間我做出了不少選擇和決定,雖然目前還無法界定這些是否是正確和明智的,但問心無愧地說,幾年的海外生活對我來說是充實的。
作為一個普通的留學人員,我願與大家分享我的留學經歷,以及對留學和海外社團工作的看法和理解。
我是在浙江大學度過大學本科時光的,浙江是沿海開放省份,出國留學的氛圍在我們的校園裡比較濃厚,學生有不少校際交流的機會到國外進修。幸運的是我在大三時就獲得了一個去英國大學研究中心實習的機會。國外大學開放自由的學術風氣的確在當時打動了我,實習結束後我也獲得了當時英國導師的推薦信。所以在大學畢業前,我的主攻方向就基本確定為出國留學,並在不久獲得了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的錄取。
從做學術的角度來講,美國的確是一片聖地。初到美國的我,也為美國大學裡先進的設備和良好的軟性環境而激動。當時我師從一位美國工程院院士,可以說,在本領域的學術研究上,我已經處在一個很好的起點上。但是很快,新鮮感過後隨之而來的就是很多文化和生活上的問題。人處在一個新的環境中,最希望的就是建立起一個朋友圈子,只有這樣,纔能慢慢消除寂寞和融入不同的文化。在國內接受了從小學到大學的教育,我的文化根基和背景已經是根深蒂固的了,而且我也不希望為了融進一個新的異域文化而放棄太多屬於自己的東西。這個時候,北卡州立大學的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進入了我的生活,成為了我海外生活伊始的一個重要平臺。可能有一些朋友對在海外還從事社團工作的朋友有些不理解,但從我接觸到的這個平臺中,我能感受和接觸到一種很好的生活狀態。
從文化的角度來講,我個人認為文化是可以相互包容和理解的,但是可能確實無法真正融合,否則每一種文化就沒有獨立存在的必要。如果中華文化是那麼輕易地就可以被丟棄的話,作為華人也就沒有了靈魂。當然,每個人都有自己選擇的權利,人有權選擇一種環境讓自己過得更加舒適,而且這也是和諧社會最基本的一條原則。人也可以選擇一種文化、一種自己認可的文化去追隨。
留學提供了一次選擇的機會,我也比較過文化衝擊的方方面面,參加了當地各類的文化、宗教交流。最終,我對自己的定位是——具有國際文化溝通能力的中國學者。我所領導的中國學者學生社區在北卡一帶十分活躍,與美國諸多的文化機構和校方保持著良好的合作關系,盡所能地服務好我們的中國學者學生。同時,我們保持開放心態,並歡迎一些異域文化的衝擊,我們提供一個好的平臺,讓大家真正參與了解各個方面,而不是人雲亦雲。讓選擇權在每個人身上都能有最好的體現。
在美國完成了碩士學習,我又一次做出了一個重要的決定,離開美國赴新加坡留學工作。回歸亞洲一直是我所希望的。而新加坡作為海外唯一一個以華人為主流政體的社會,使得我對這個地方更加地充滿好感和好奇。來到這裡,我的語言優勢得到了體現和發揮。這裡我所得到的反饋不是讓人單方面地加強英語,而是中英文都要發揮作用。中文的優勢在很多工作中得到了體現。文化上,中國與新加坡是很接近和互通的,所以在社區的生活中我如魚得水,並且在2011年年初開辦了自己的第一家諮詢公司。之後憑借著自己對社團組織的熱情,我再次掌舵——任新加坡中國學者學生聯合會主席,這裡的中國學聯有著其他地方永遠都沒有的獨特之處,而且在組織架構和宗旨上更為專業和廣泛。在幾代學聯人的基礎上,我將新加坡中國學聯的專業形象強勢推出,重點凸顯海外社團組織在社會事業和文化交流方面的重要作用,始終以促進中新兩國在教育、文化、科技、金融領域的交流為宗旨,致力於服務兩國的學者學生等社會精英群體。
新加坡的眾多宗鄉會館是一種特殊的文化。這些會館代表了新加坡的歷史,影響著新加坡政治經濟的進程。來新加坡的2年,我感觸最深的就是新加坡的新移民問題。這裡的新移民就是指我們留學人員和那些剛剛加入新加坡國籍或者永久居民行列的留學生。作為一個資源匱乏的島國,新加坡必須以吸納外國的精英人纔來抵御勞動力技能的不足和低生育率等問題。作為活躍的社團組織,我們自然在新移民融合的問題上出了不少力,包括組織類似社交酒會、融合不同人群、參與社區的大型活動等,得到新加坡社會發展、青年及體育部,教育部等部門和國會議員的贊賞和肯定。同時,我們也大力促進中國和新加坡的人纔交流和項目合作,包括組織大型的推介活動,幫助人纔和項目對接,組團參加考察等,與各地方人纔部門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和聯絡渠道。學生的生活和就業創業是我們工作的重中之重。特別是新加坡有相當一部分小留學生,更需要有我們去照顧和關心他們的成長。
人生充滿了拐點和選擇,沒有一條路是筆直通往成功的。我一直堅信,一個人的成功是渺小的,但如果能帶領一批人取得成功,我們就能推動所在社區前進一小步。願所有海外學人事業有成,選擇自己所向往的人生旅途。(摘自:神州學人;文/周銳新加坡太陽能研究所有機光伏電池專業博士生,新加坡中國學者學生聯合會主席)
(來源:中國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