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省沂水縣高橋鎮閆家宅村的舊村改造工程是2010年沂水縣第二批農村建設用地增減掛鉤項目之一，新樓房所用的土地，正是農民們自己的住房宅基地。除非一直借住別人家，否則買樓房就是安家的唯一辦法。但當地人均年收入在1000元左右，微薄的收入使得多數村民無力承擔6萬至8萬元的購房款，在舊村改造過程中，不少失去房屋的村民只能將鄰居的牛棚或者豬圈改造成小屋。(11月22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國之聲《新聞縱橫》)

　　有報道說，這場被戲稱爲農民“被上樓”的“拆村並居”運動正在20多個省市進行。這些地方將農民的宅基地復墾，用增加的耕地換取城鎮建設用地指標，其共同的政策依據是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本是爲了保護耕地與農民利益，結果在實施過程中出現了片面追求建設用地指標、不顧條件大拆大建、強迫農民上樓、對農民補償不到位，使農民生活陷入困境的情況。

　　“拆村並居”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打造規模化的新農村，把農民轉爲市民，提高農民生活質量，初衷無可厚非。但是有的官員爲了“政績”，不顧百姓的感受，拆了農民的房子，還要農民自掏腰包買房，把農民逼進豬圈過冬，與農民的意願背道而馳。農村城市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城市化進程只可穩步推進，不能急於求成，只求土地城市化，忽視人的城市化。

　　在建設節約型社會成爲共識，中央一再重申減輕農民負擔，維護農民利益，保護糧食安全的當下，地方政府不能爲了政績面子與商業開發利益，強制農民上樓，把農民逼進豬圈過冬，傷害農民的切身利益。雖然農民毫不客氣地對“被上樓”投了反對票，但是，有些地方仍然躺在犧牲百姓利益製造的“上樓工程”上沾沾自喜。

　　在一些地方，農民“被上樓”工程爲何會順利實施呢？在筆者看來，主要原因在於，某些官員好大喜功，在“面子工程”大鏈條最末端，受害最深的農民心聲卻沒有人聽。

　　歪曲新農村建設的本意打造形象工程並非一地獨有的“風景”，大拆大建的發展觀仍有相當大的市場。雖然消耗大量資源、資金的“面子工程”給發展帶來負面影響，給農民帶來損失，但是由於制度設計先天不足，導致法不責衆。除了事後叫停以外，官員違規成本低廉，而“面子工程”的後遺症嚴重。

　　因此，相關部門要創新政績評價體系，給新農村建設樹立界樁，明確罰則，給好大喜功者帶上法律緊箍咒，把權力關進籠子，追究相關人員的法律、紀律責任，剎住“被上樓”歪風。對尚未付諸實施的“被上樓”及時矯正、補救，避免新農村建設成爲農民的夢魘。

　　(作者單位：湖北省武漢市礪志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