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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斯塔夫·馬勒
2011年是奧地利作曲家和指揮家古斯塔夫·馬勒逝世100周年,國際音樂界因而將今年命名為『馬勒紀念年』。據粗略統計,迄今為止,世界各地為紀念這位偉大音樂家的演出已超過2000場,其中既有氣勢恢宏的音樂盛事,也有親切溫馨的小型演出。
在中國,馬勒年同樣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北京的國家大劇院精心策劃的10場馬勒系列音樂會,從7月開始到12月結束,盛邀了7支中外交響樂團和多位世界級指揮家為廣大樂迷送上最珍貴的禮物。11月11日,世界首屈一指的柏林愛樂樂團在西蒙·拉特爵士指揮下演奏了精湛壯麗的第九交響曲,使中國馬勒年的演出水准堪與世界各國媲美;12月2日,由德國指揮家克勞斯·弗洛爾領銜的捷克愛樂樂團將以馬勒第六交響曲的旋律為大劇院長達5個月的馬勒之旅畫上終止符。中國聽眾首次有如此多的機會通過聆聽高水准的馬勒作品走近馬勒,感悟馬勒的精神世界,體會馬勒音樂所表達的慰藉和振奮。
悲苦情,造就音樂大師
馬勒,一位生活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歐洲音樂家,在他辭世百年後其音樂何以如此吸引世界各地的聽眾?這其中有著復雜的文化和審美因素。
馬勒的精神世界中有一種強烈的悲劇情愫,這與他出身於猶太人家庭有關。猶太民族作為世界上最古老和智慧的民族之一,也是多災多難的民族之一,千百年來顛沛流離,不斷受到種族歧視和迫害。馬勒作為猶太人後裔,以他出眾的音樂纔華和勤奮努力而成為執掌維也納宮廷歌劇院、維也納愛樂樂團等歐洲頂級音樂機構的傑出人物,卻始終忍受著各種保守勢力的嫉恨和詆毀。他曾慨嘆:『我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無家可歸者。在奧地利人中,我是一個波希米亞人;在德國人中,我又是一個奧地利人;在這個世界上,我是一個猶太人。無論走到哪裡,都是一個闖入者,不被任何地方接受。』
而當馬勒由於現實世界和精神上的雙重壓力而最終皈依天主教時,他並未就此獲得解脫,而成為了『猶太自我仇恨』意識的犧牲品。他的妻子阿爾瑪曾說:『馬勒……最終信奉了天主教,但他仍是一個基督—猶太人。這正是令他痛苦的一點。』這種無法擺脫的悲劇性羈絆,無疑是造成馬勒音樂中懮慮不安、紛繁復雜的悲劇氣質的原因之一。作曲家靈魂深處無盡的孤寂感、對心靈歸宿的上下求索,這一切都通過技法高超的音樂語言得到傾訴。馬勒本人個性中的極度敏感以及他廣泛的文化修養,使得他成為在精神意識上最具洞悉力的代言人。當今詮釋馬勒作品的權威指揮家之一、現任舊金山交響樂團音樂總監的邁克爾·蒂爾森·托馬斯將馬勒與馬克思、弗洛伊德和愛因斯坦看做在不同領域裡對人類的認識和經驗進行開創性探索的傑出代表人物,他們使人類的視野以及感受力的觸角延伸至此前不曾有的深處。可以說,馬勒在一個世紀前以其浩瀚、繁復的作品,預示了當今人們的彷徨不安與焦慮心靈。馬勒經歷的民族和個人苦難造就了他這位音樂預言家。
(來源: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