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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的邏輯 李煒光著 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2011年12月
為什麼財稅專家的發言每每遭到公眾的嘲笑?《稅收的邏輯》提出:
□秋風
我在不同場合觀察過或者接觸過國內若乾頂尖的財稅學者,然而頗為失望。也看過一些財稅方面的論著,實在陳舊乏味。他們通常說:加稅空間還很大——這分明是在找罵,而他們似乎蠻委屈:中國的稅負水平就是低於歐洲啊。
為什麼專家每每遭到公眾的嘲笑?原因可能很多,或許最為深層次的原因是,中國目前所處的狀態要求一種超越於技術層面的財稅視野,尤其是財稅制度大轉型的理論言說。公眾期待這樣的理論和專家意見,而目前大多數專家學者卻與此需求擦肩而過,甚或供應完全相反的言說。
19世紀末,中國人開始了一場大轉型事業,此一大轉型的目標,乃是構建現代的『國民國家(nation-state)』,它的核心制度包括正義的法律之治、市場主導的財富生產與公正的財富分配制度以及與古典保持了連續性而又具有足夠開放性的文化、精神秩序。財稅制度當然也是這其中至關重要的部分。
煒光兄在《稅收的邏輯》相關篇章中,對於現代財稅制度的基本特征,有非常精准的論述。比如,稅收須以公民的認可和同意為前提,稅收法定,預算由民眾的代表審議制定,財政資金應當主要用於提供民眾需求最為緊迫之公共服務,等等。這與前現代的財稅制度是大不相同的。實現財稅制度之轉型,乃是完成三千年未有之大轉型的重要組成部分。
很顯然,中國的財稅制度仍然沒有完成這個大轉型,雖然這個過程從一百多年前就已經開始了。但是,從上個世紀50年代起,伴隨著集中計劃體制的建立,財稅制度出現了大倒退。相應的,財稅理論也出現了大倒退。煒光兄在本書第一章列舉了那個時代形成的主流稅收學說,即所謂『稅收三性』:無償性、強制性和固定性。與此相應,主流財政理論也突出了政府對於預算的全面控制,以及建設財政、吃飯財政等等。
上世紀80年代後,中國的經濟社會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集中計劃體制坍縮,市場部門不斷擴大,人們的觀念也發生了重大變化。但是,財政制度、財稅理論卻具有巨大的慣性,遠沒有擺脫原來的制度框架,只不過在舊框架內加入了一點新元素。這個學科因為實用性比較強,人們忙於為財稅法律、修修補補的政策調整作解說,幾乎無人關心更高層次上理論范式的轉換問題。
這樣,在社會經濟格局、民眾觀念與財稅制度、理論之間,出現了嚴重的脫節。政府財稅部門的做法固然無法令公眾滿意,專家學者們的話語體系也無法讓形成了新常識的公眾接受。
具體些說,最為根本的偏離乃是:專家學者基本上還停留在原有的理論框架內,靜態地對財稅問題進行技術性討論,公眾期待的卻是一種超出技術層面的財稅制度大轉型言說和相應的制度變革方案。
當代中國正處於大轉型中,這其中的重頭戲正是財稅制度大轉型。近些年來,進入公共場域的財稅熱門話題,無不與此有關,輿論、公眾已經向學界提出了諸多命題:人大應當主導稅收立法;稅制結構應當調整,從間接稅為主轉向直接稅為主;個人所得稅的計征方式應當調整;預算應當公開,財政開支應當轉向公共服務等等。所有這些命題都不是財稅的技術性問題,而牽涉諸多層面的根本性制度調整,屬於財政制度轉型問題。
煒光兄則是財稅學界的異類。上世紀90年代後期,他敏銳地意識到財稅大轉型纔是這個時代的大問題,於是轉向這方面的研究。他提出『治稅權』概念,此後,他的研究迅速超出了財稅的技術性思考層面,對財稅的政治經濟學、財稅的政治學、財稅的法學和社會學等問題進行了系統的思考,他甚至還思考了財稅的倫理學。在此過程中,他的財稅史學訓練也給了他一個寬廣的比較視野。通過這些年的努力,一個財稅制度大轉型的理論已經初步浮現。它在中國當下政治、社會與經濟脈絡中,對現代財稅制度的框架和諸多細節性制度進行了理性的思考。
他是這個時代罕見的財稅問題之『思想者』而不僅是學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