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對話
許知遠
談及高金素梅:『愛情意外地發生了』
談及孔慶東:不清楚他變化的個人原因
□圖文/羊城晚報記者何晶實習生林健輝李慧
11月26日晚,許知遠帶著新書《一個游蕩者的世界》在廣州方所書店進行了名為『游蕩者』的講座。講座後,許知遠接受了羊城晚報記者專訪。
在談到與高金素梅的緋聞時,他也坦白承認:『我和她都是單身,我們遇見了,愛情意外地發生了,這難道不是很美好的事嗎?』許知遠對大家關注這件事本身感到奇怪,他調侃說,也許是他恢復了『纔子佳人』的傳統纔引來關心,因為這個時代的『佳人』大多嫁給了富豪。
談十年
依然保持對世界的好奇
羊城晚報:2000年您從北大計算機系畢業,這十年來互聯網迅速發展,您也從記者、專欄作家到《彭博商業周刊》的主編,您關注的領域和寫作方式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原因是什麼?
許知遠:這些年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從大學時代關注的話題,擴展到對世界不同部分的關注,從青春時代的思考,過渡到對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不同領域的了解。但其實深層沒變,還是對世界原初的好奇心。其實《那些懮傷的年輕人》就已經涉及很多對世界的看法,本質還是不變的。我是不斷擴張型的人,在擴張的過程中自我完善,不斷拋棄已知的東西,擁抱未知的領域,這是我最喜歡的,懷疑式的,而非確認式地理解世界。
羊城晚報:《那些懮傷的年輕人》由廣西師大出版社出了十周年紀念版。您在序言中曾說,希望利用文字表明生活態度,闡述某種道理,甚至有點粗暴地規定某種道路。這麼多年後,對此您是否有了更清晰的認識?還有那些懮傷嗎?
許知遠:我始終相信人生有某種意義,社會有某種標准,相信偉大的人類文明傳統。我希望自己是自省的人,自省意味著對眼前的世界感到不安。人的慣性特別大,稍一懶惰就會掉入陷阱變得遲鈍,保持敏感是特別艱難的工作。
如果你是個敏感的人,日常生活中必然很多懮慮。寫作不是雜耍,最重要的是用誠實的心赤裸裸地面對生活,而不是靠技藝來掩飾,好的寫作對寫作者很殘酷。我認為西西弗斯很偉大,人生的本質就是這樣的。
這個時代的社會有兩個特別大的問題:沒頭腦和沒心肝。沒頭腦,是沒有能力去懮慮;沒心肝,是沒有懮慮的願望。
談青年
失去幻想的年輕人可憐
羊城晚報:現在這個時代的年輕人身上更多的不是『懮傷』,而是『焦慮』,是被房價、工作壓得喘不過氣,成為物質的奴隸。
許知遠:沒有空白的空間、失去幻想的這代年輕人很可憐。『懮傷』是和幻想、理想聯系在一起的。為什麼會懮傷?因為發現理想和現實不一樣。而焦慮,是清晰地意識到需要什麼,比如房子、車子、工作,因巨大的壓力而產生焦慮。
這兩種氣質完全不一樣,背後牽連著整個社會十年的變化,現實變得如此物化和從眾。如何尋找自己和歷史、社會的關系,如何自我掙紮,這是每代年輕人都要經歷的事情。當然這種掙紮也會發生變化,有可能變得非常世俗和現實。
羊城晚報:『文藝』現在幾乎成了貶義詞,成為酸腐、幻想、不切實際的代名詞,文藝青年成為被調侃被嘲笑的對象。
許知遠:這是個各種詞都被調侃的時代。比如我們會說,這人挺好的,就是有點理想主義,理想主義變貶義了。我寫過一篇文章叫《被扭曲的情感詞匯》,就是很美好的東西都被貶低了。這其實從王蒙評王朔的『躲避崇高』時就已開始,很多詞被濫用和解構。
我們應該重新捍衛這些詞,還原它們原始的意義。這個社會不尊重任何東西,背後是不自尊。不自尊,所以也不尊重其他人。現在大家好像很尊重馬雲,但他一旦破產,馬上就不會有人尊重他,大家尊重的是背後的錢。如果這個社會沒人得到真正認可,認可的只是利益,大家就會經常很慌張。
談寫作
青春不發感慨等何時?
羊城晚報:有批評者說您的文章風格過於西化,不僅在文字風格上,而且文章充滿了西式觀點,甚至批評你是『二道販子』,您怎麼看待這些批評的聲音?
許知遠:這和我沒關系,他們有他們批評的權利,但我認為這主要是他們的無知帶來的。
羊城晚報:從《那些懮傷的年輕人》,到《中國紀事》《醒來》《祖國的陌生人》,到最新的《一個游蕩者的世界》,您的寫作風格其實還是有某些變化。從熱愛宏大敘事,轉向用自己的雙腳和雙眼去看世界,去寫作,造成這種轉變的原因是什麼?
許知遠:的確是有些轉變,但其實也不大,我還是很迷戀宏大敘事。或者說是找一個結合點吧,因為寫作不能空洞。《那些懮傷的年輕人》是很個人化的敘事,當然也有我對世界、社會的看法和渴望。但那時和社會是很抽象的關系,所以會給人這種感覺。不過我認為每個人年輕時都愛『胡說八道』,青春的時候不發感慨,還要等到什麼時候?
談精英
特別討厭大眾文化
羊城晚報:有人把『公共知識分子』的帽子戴到您和韓寒頭上,您曾批評一些人對他的推崇是『庸眾的勝利』,你對『精英』是如何界定的?
許知遠:我不喜歡公共知識分子的定義,所有知識分子都是公共型的,要關注普遍問題必然是公共的,這種區分沒有意義。前不久大家愛談公民,十年前愛談中產階級,再以前愛談企業家,每個時代都會有一些概念,大家談這個詞,某種意義上是希望這個群體能給社會帶來改變,寄托著某種期望。
精英不是對人的傲慢,作為個體是隨遇而安,不太把自己當回事兒的,但又要特別把自己當回事,捍衛道德、美學、價值觀這些標准。我們的社會倒過來了,由金錢、地位、名聲帶來了僵化的所謂『精英』。我喜歡俄國的貴族傳統,貴族的本質是自由,免於物質與精神的匱乏,因為自由,可以接受很多東西。現在我們的所謂精英是沒有自由的,他們活在自己狹小的空間,不敢輕易邁出去。
羊城晚報:您回北大做演講,呼喚社會的精英意識與精英文化,您如何看待當下中國的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精英』在社會中應當承擔何種責任?
許知遠:我特別討厭大眾文化,因為它總在確認已知的東西。比如你知道哪些是敏感帶,就不斷去觸碰它,但其實你應該去發現陌生的敏感帶在哪裡。現在中國沒有精英文化,或者說非常弱勢。精英文化是由大學、高級媒體、一群讀書人共同維系的,他們追求道義上的、美學上的、價值觀上的共同標准,他們的價值觀會影響大眾社會,社會的方向確實是由精英來指引的。但現在各個層級是封閉的,當代藝術家、知識分子、商人等彼此之間看不起,沒有公共平臺,本該共同關心人類命運的群體斷開了。商人認為知識分子酸腐,知識分子認為你沒文化,學院派和媒體也不聯系,這與知識分子被邊緣化也有關。重建精英文化需要精英的自尊。
談孔慶東
極『左』的民粹主義者
羊城晚報:孔慶東是您的高中老師,後來他在北大讀博留校任教成為教授,但最近他因罵人事件而備受指責,對這件事您怎麼看?
許知遠:對這件事我也很費解。1992年我讀首都師大附中,他是我們5班、6班的語文老師,給我們講崔健的《一塊紅布》,講五四的文學源流,是我們的啟蒙者,大家都很喜歡他。
我因為他上北大,正好他回北大讀博士,大一那年經常一起吃飯。他介紹我認識餘傑、摩羅,我們四人經常一起玩兒。這十幾年下來,我們四個人的分野,其實也能看出中國知識界的變化。餘傑遠赴美國;孔慶東變成極『左』的民粹主義者;而我個人成為脆弱的自由主義者。
過去20年是中國社會知識分子背叛傳統的20年。很多知識分子放棄對現實的監督,躲到自己的小世界以逃避對國家的責任。這是知識分子的失敗。知識分子應當能超越自己,能對社會變化做出自己的准備。如何重新找回和建立知識分子傳統很重要。我並不清楚孔慶東發生變化的個人原因,但我認為是和這些背景存在淵源的。
何晶、林健輝、李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