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對外談判的形勢和需要，迫使國內必須加速改革，於是我們選擇時機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匯率並軌了；外貿體制權力下放；出口企業自負盈虧；價格也在逐步放開等等

　　國家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原部長、黨組書記石廣生，被稱爲“中國入世談判中籤字最多的人”。10年前，以他爲團長、龍永圖等爲副團長的談判代表團，終於在多哈爲中國推開了世貿之門。

　　入世並非終點。令人記憶猶新的是，石廣生在中國入世決定通過後，仍以中文、英語和法語三種語言進行大會發言，再次闡述了中國對加入世貿組織和啓動新一輪多邊談判的立場觀點。這也預示了，入世之後中國所面對的巨大挑戰。

　　“入世10年來，中國成功應對了各種挑戰，取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世界也因此而受益。如果要我總結當年的啓示和經驗，我認爲中央對於復關和入世的形勢分析、作出的決策以及對時機的把握始終是正確的，這是中國入世成功的關鍵因素。”石廣生對記者表示。

　　在此次專訪中，石廣生也從他的視角，闡述了對於入世得失的看法。

　　啓動復關談判是歷史的選擇

　　記者：世貿組織的前身關貿總協定是1947年簽訂的，中國爲何到1986年才提交正式申請，要加入這樣一個重要的多邊國際貿易協定？

　　石廣生：這是由當時中國形勢決定的。1971年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時候，“文革”還未結束，中國是計劃經濟體制，而關貿總協定的成員主要是富國成員。加之中國對國際組織瞭解不深等因素，中國自我決定，不申請、不恢復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我認爲，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個決定是正確的，也是符合實際的。

　　到了1980年，“文革”已經結束。中央決定要以經濟建設爲中心，國家開始謀劃經濟發展，其中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打開大門，發展對外貿易特別是擴大出口，因爲中國建設急缺外匯。同時，企業要生產，勞動力要就業，產品要找出路，出路之一就是出口。關貿總協定是主導國際貿易的組織和協定，於是中國開始對它進行研究和調查，逐漸認識到關貿總協定很重要。

　　1983年1月，國務院作出決定，申請復關。又經過3年的具體準備，1986年7月10日向關貿總協定正式提出復關申請。中央這一決定是非常正確的，也是不失時機的。如果沒有這個決定，就不可能有後來的談判。

　　事情發展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講話，解決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關係的重大認識問題。同年，中央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復關談判立即進入了新階段。

　　1995年，關貿轉爲世貿組織，入世談判也有了新進展。中央爲了加快發展對外經濟，如外貿、引資、走出去等方面，同時也以此推動建立市場經濟的改革，所以在1999年作出決定，加快世貿組織談判。這無疑又是十分重要且及時的。

　　同時，中央還制定了許多重要的談判方針和政策。如，中國以發展中國家身份加入，權利和義務必須平衡；永久解決中美相互最惠國待遇；談判方針是不急不躁、水到渠成等。這些決定對排除談判中的各種國際國內干擾、堅定談判信心、掌握談判鬥爭策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入世談判促進了改革開放

　　記者：在80年代，中國的經濟運行還帶有很強的計劃經濟色彩，如何讓市場經濟的西方世界接受我們？

　　石廣生：1992年以前的復關談判，關貿總協定主要審查中國的經濟體制，特別是涉外經濟體制。中國當時的匯率是雙軌制，外貿權是國家統一經營，價格以國家制定爲主，出口有補貼，等等。由於對外談判的形勢和需要，迫使國內必須加速改革，於是我們選擇時機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匯率並軌了；外貿體制也做出了重大改革，權力下放，放寬經營權，授權生產企業做外貿；出口企業分期實施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國家取消出口補貼；價格也在逐步放開，企業自主定價等。

　　反過來，國內的各項改革又大大促進了談判進展。審查初期碰到的這些問題，我們的改革促使這些問題迎刃而解，客觀上加快了談判進展。特別重要的是，中國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後，關貿總協定談判立刻結束了對中國長達7年的體制審查。因爲要想加入必須是市場經濟國家，以前我們是說“計劃經濟爲主，市場經濟爲輔”或者“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等，外國人聽不懂，也不明白。

　　後來加入世貿組織8年的談判也是如此。中國改革開放每深入一步，入世談判就進展一步，反過來也是如此。我們這些參與過談判的人員，感受十分深刻。所以說，有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纔有條件加入世貿組織，入世談判也確實起到促進中國改革開放的作用。

　　入世總體上利大於弊

　　記者：在入世這個問題上，國內有一些不同的意見和聲音，從入世之前一直延續到現在。怎麼看這10年來中國的得與失？

　　石廣生：中國入世10年的實踐證明，它對中國確實是有利有弊的，但總體上利大於弊。對中國最大的利是，入世促使中國經濟更快發展，市場經濟不斷深化。中國對外貿易，2001年至2010年貨物出口年均增長22%，規模擴大4.9倍；在世界出口中的比重由4.3%提高到10.4%，從世界第6位上升到第1位。中國實際利用外資也穩居發展中國家之首，2010年突破1000億美元。“走出去”步伐也明顯加快，截至2010年末對外直接投資存量超過3000億美元。對外開放拉動了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國內生產總值從2001年的11萬億元增至2010年的40萬億元，年均增長超過10%，世界排名第2位，綜合國力顯著提升。此外，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法律體系也基本形成。

　　這些變化雖然不能完全歸功於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但這確實起了重要作用。

　　記者：弊端方面呢？

　　石廣生：我認爲，最集中的弊就是國家要讓市場，企業要拼競爭，政府要改管理。但這些弊也可以理解爲挑戰。因爲我們讓市場，主要是爲了換取其他成員的市場，企業拼競爭是爲了做大做強，政府改管理就是改變經濟管理模式，這些都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經之路。

　　10年的歷程證明了，我們應對得很好，中國讓出了一部分市場，但整體市場反而擴大了。2001年到2010年國內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由37595億元擴大到154554億元。再看中國企業，2001年進入世界500強的中國企業才11家，今天已經有54家了，並且還在增加。與此同時，我們的產業結構優化了，產品檔次和質量也大大提高了。

　　當然，入世後中國全面參與經濟全球化，也會給國內經濟帶來風險。比如說這次全球金融危機就直接影響了中國經濟，今後可能還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這是我們應該認真面對的。

　　發達國家的主導地位沒有改變

　　記者：商務部條法司司長最近表示，美歐已將訴諸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作爲要求我國履行加入承諾、開放市場的重要戰略手段。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石廣生：對此，我們必須明確地告訴他們，中國履行入世的承諾做得最好，這是大多數世貿組織成員公認的。當然，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經濟全球化是個大潮，既能使你快速發展，也能使你受到衝擊甚至“觸礁”。中國是個發展中國家，資源相對貧乏，科技水平和創新能力與發達國家相比相對落後，市場經濟體制仍不完善，多數企業的競爭力不強，政府的管理方式也需要改革。

　　另外，國際經濟貿易秩序還是不合理不公正，少數發達國家主導的狀況仍沒有改變，發展中國家還是會不時遭到不公平待遇，貿易和經濟摩擦會不斷，這會對中國產生不利影響。

　　另一方面，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參與制定規則和運用規則的能力還是不足，儘管中國入世後這種情況有了改善。發展中國家參與制定製度的權力增加了，而且像“金磚國家”還進入了核心決策圈，但和發達國家相比力量還是不強，參與的經驗和能力明顯不足。比如多哈回合談判就由於大國的政治經濟因素，談判進展艱難，這都是我們要面對的。

　　總之，10年前中國入世是中國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的一件大事。10年後的今天，實踐證明中國做對了，世界也做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