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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講古
孫華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考古學尤其是夏商周考古和西南考古的研究。
忽必烈平雲南4
陳隆之關於蒙古軍將由四川之外繞道進攻大理的報告,所依據的情報來源和事實根據,文獻中沒有明確記載。不過就在他給朝廷寫報告的前一年(1238年),有一支蒙古軍隊從川北蜀道進入川西南,連陷邛(今四川邛崍)、雅(今四川雅安)、黎(今四川漢源)、碉門(今雅安天全)諸州縣,一直攻掠到大渡河畔的木波國界。如果這支蒙古軍跨過大渡河繼續向南,就可以進入到大理國境內。蒙古軍的這次軍事行動,儘管其作戰範圍是在南宋的西川範圍內,卻敲響了蒙古越四川攻大理的警鐘。南宋四川有關方面對蒙古軍這次南下的戰略企圖分析,應該是陳隆之報告的依據之一。
宋理宗淳祐四年即蒙古乃馬真後三年(1244年),一支蒙古軍從甘青南下,取道吐蕃,沿着今川西高原上雅礱江沿線的草原,一直進抵大理的九和鎮(今雲南麗江縣),繞過了南宋的西川地界,蒙古軍從此熟悉了這條從川西高原直達滇西高原的草原路線。三年後的淳祐七年即蒙古貴由汗二年(1247年),另一支蒙古軍再次南下大理,這支蒙古軍的進軍路線沒有選擇先前的那條草原路線,而是沿着九年前那支蒙古軍走過的舊路,從四川西部的雅州、黎州南下,打算從那裏渡過大渡河進入大理境內。蒙古軍這次試探性的進軍大理,遭到了沿途青羌(即吐蕃化的古代氐羌)的輪番襲擾,損失較大,未能達成作戰意圖,就退了回去。次年的1248年,一支蒙古軍在禿懣的帶領下,從前面兩條路線中間的金川河及大渡河一線順流而下,擬在大渡河下游折轉向南,進入大理。這時主持南宋四川軍政事務的是富有開拓進取精神的四川制置使餘玠,當他得知蒙古軍沿大渡河向東南進犯的消息後,即命駐守嘉定(今四川樂山)的守將俞興率5000精兵出雅安,從後來的川藏大道西進,翻越大相嶺進入大渡河河谷,遮蔽蒙古軍南下的路線;與此同時,餘玠又命播州(今貴州遵義)土司楊文率土兵3000出碉門,從後來的川藏小道西上,翻越二郎山進入大渡河谷,與俞興軍會師巖州。宋蒙兩軍在巖州北面的馬鞍山遭遇,這裏山地陡峭,道路崎嶇,不利於蒙古騎兵作戰卻利於擅長山地作戰的播州土兵的發揮。蒙古軍在這場作戰中失利,宋軍乘勝追擊,在大渡河畔連續擊敗蒙軍,蒙古軍損失慘重,連主將禿懣都被宋軍擒獲。蒙古軍前後三次選擇三條不同的道路從四川西北南下至大理邊界,除第一次從最西側的草原路線行進得比較順利外,其餘兩次都以失敗而告終。
蒙古軍這三次南下大理,都沒能進入或深入大理境內,其中兩次南下的蒙古軍還遭受到當地土著或宋軍的襲擾堵截,以損兵折將而告終。不過,蒙古這些南下大理的軍事行動,帶有探路的戰鬥偵察性質(當然,蒙古騎兵往往具有很強的主動精神,一旦在戰鬥偵察過程中發現敵方的弱點或對己有利的時機,就會將戰鬥偵察發展成爲一次進攻戰役)。通過這三次戰鬥偵察,大致弄清了從甘南高原至川西高原再到雲南高原的三條路線,爲隨後蒙古軍大規模進軍大理開闢了道路。事實上,兩三年後忽必烈率蒙古大軍南下遠征大理,所選擇的進軍路線正是這三條蒙古軍已經走過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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