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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被馬爾康當地人稱為『華僑村』的英波洛村。中新社發劉忠俊攝
圖為正在吃早飯的羅爾吾老人。中新社發劉忠俊攝
中新社馬爾康12月9日電題:阿壩紀行之四:歸國藏胞羅爾吾的異國流浪路
作者劉賢
位於四川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馬爾康縣的英波洛村,被當地人稱為『華僑村』。村裡88歲的羅爾吾老人是該縣第一位歸國藏胞。在當地,歸國藏胞是一個區別於普通華僑的特殊稱謂。
上世紀50年代,羅爾吾與妻兒住在英波洛村,有30畝地,是當地的富戶。現在,羅爾吾住在原址重建的房子內,每天起床後第一件事是到三樓自己的經堂更換供佛的淨水。
羅爾吾鼻梁高挺,眼角數點老人斑,戴著白色毛線帽,身穿淺棕夾襖,坐在陽光中的靠背椅上。50多年前從馬爾康到西藏,再到印度,流浪異國20多年纔回國的經歷,從這個能說藏語、漢語、英語的老人口中緩緩道來。
1956年的四五月,冰雪初化。而立之年的羅爾吾告別家鄉,與馬爾康卓克基土司索觀瀛一起送20歲的侄兒色赤活佛(前世是甘丹寺堪布)到西藏色拉寺學經。羅爾吾說,路上很冷,但有部隊熱情招待。然而,原打算將侄兒安頓好就回家的羅爾吾不知道這一去等待他的是27年的離鄉背井。
6天後到拉薩,羅爾吾把侄兒送進色拉寺。『我不放心侄兒,就在拉薩游玩,住了一年多』,羅爾吾說,在拉薩,他發現包括侄兒的經師向巴繞傑在內的許多大喇嘛、格西(佛教界博士學位)等上層人物陸續離開去印度。
感受到拉薩政治的不穩,加上通信不便造成的對馬爾康狀況的茫然,幾經考慮,羅爾吾決定先護送侄兒到印度去繼續學經。
帶著250多塊銀元,羅爾吾帶著侄兒於1957年8月啟程去印度。他回憶,相傳當時有7萬多藏族人流亡印度。『印度政府不允許我們聚居,給每個人發了個臨時居住證,每三天就必須到當地政府機構換一次,還有人驅趕我們。』羅爾吾說,這種情況直到1959年西藏叛亂後達賴喇嘛流亡到印度纔結束。
將侄兒送進印度寺院後,羅爾吾因錢財耗盡當起了修路工。『修路有白饃吃,但太苦了。我乾了10多天就跑了。』他此後又做過一年多收橘子的臨時工,借錢做起了毛衣生意,蓋了一棟水泥房子,開了家餐館,在100多戶人的小集鎮尤比德拉冬定居下來。
在印度,羅爾吾一直獨身。『我天天想侄兒,想家裡人。如果沒有思念的家人,即使橕一把傘就是房子了。』回憶起20多年的異國生活,羅爾吾皺紋深刻的眼角有些濕潤。他只去看了在印度南方『在外色拉寺』學經的侄兒兩次,因為去一次要坐兩天三夜的火車。由於信息閉塞不清楚國內情況,羅爾吾擔心給妻兒帶來麻煩,一直不敢聯系家裡人。
1982年,羅爾吾從常在他的餐館吃面的中國駐印度大使館工作人員處獲知了國內的真實情況。短短1個月內,他悄悄低價賣掉房子、辦理了手續。『當時,達賴集團「流亡政府」的人威脅我,說我跟著漢人跑。我是冒著生命危險回國的。』他說。
當年的雨季,多處道路塌方,提著一個鐵箱和一個布口袋,從印度出發,步行經過錫金到尼泊爾,坐車到西藏,搭著郵政局的車到了青海省,又換乘貨車走過甘肅省,終於在23天後,羅爾吾回到魂牽夢縈的故鄉。
在英波洛村的河壩上,羅爾吾首先見到了在此等候的兩個孫子。他用手比劃著說,那時孫子已經半人高了,我們爺仨兒抱在一起都哭了。這是祖孫第一次見面。晚上,羅爾吾在家裡見到了下班回來的妻子和兒女,又是一場喜極而泣。
據悉,羅爾吾是1959年前流亡印度的馬爾康縣藏族人中最早歸國的。馬爾康縣對國外藏胞工作辦公室主任巴爾登說,與羅爾吾同一時期出國並最終回國的藏族人被稱作『歸國藏胞』。而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出國又回來的是普通華僑。馬爾康的歸國藏胞共10人,目前在世的3人;阿壩縣有2人,在世的1人。
政府給了歸國藏胞一些優惠政策,『政府買了生活用品給我送來,還給了一種貼息貸款。我用它買了輛東風汽車,跑運輸,賺了錢慢慢發展起來』,羅爾吾說。
如今,安享晚年的羅爾吾每天吃過早飯後就到經堂旁特制的灶眼處煨桑、祈福,再到村裡的經堂和其他老人們一起轉經、念經。他說,現在社會、經濟都有翻天覆地的變化,孩子們很孝順,上街時有很多朋友熱情地請我喝茶、吃飯。我當過馬爾康縣人大代表,縣政協常委也當了3屆,『我沒什麼新的要求,很圓滿了。』(完)
(來源:中國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