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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阿爾瑪,”每逢給妻子寫信,奧地利作曲家馬勒大都這麼開頭。這樣親切的稱呼一叫就是10年。尺素頻傳,以寄相思,整整寫了350封。
早年在給捷克指揮約瑟夫·弗斯特的信中,馬勒曾這樣描述過心目中的伴侶應有的形象:這個女人絕對不能看起來頭髮蓬亂、衣服邋遢;一定要留給我足夠的藝術創作空間;應該能夠理解並同意和我分開居住,還應該在每天固定的時候,打扮入時地出現在我的面前;我不想見她的時候她不能有怨氣,或者感覺被拒絕、被輕視。如此等等,不算不苛刻。
朋友以爲馬勒不過說說而已,沒想到在1901年馬勒寫給阿爾瑪最長的一封信中,他的確以少有的坦誠,界定了他對心愛的人的期望,字裏行間透露出不容商量的口吻:
我的阿爾瑪,對於我的將來你可能意味着什麼——我生活中最高尚最親密的部分,我充滿信仰、充滿勇氣的伴侶,理解我並照亮我的源泉,我牢不可破的堡壘,它可以成爲我的庇護所使我遠離內部的和外部的敵人,一個避風港,一個天堂,在那裏我可以永遠隱藏自己,復原自己。所有這一切,都是如此高貴而美麗,難以用語言表達。這麼多,這麼偉大,只有一個稱呼:我的妻子。
你必須無條件地把你自己交給我,使你將來生活的每一個細節都關注我的需要,作爲回饋,除了我的愛你將別無所求!
10年中,馬勒的愛是真誠的,也是不夠的,而且過於自我。他還剝奪了阿爾瑪的創作權利,“作曲嗎?你是爲你自己作曲還是爲了全人類作曲?”馬勒逝世後,阿爾瑪逐漸把“作曲禁令”說成一個傷感的故事,的確,在結婚以後的九年中,馬勒基本上沒有問過她的音樂。
馬勒對妻子的要求標準是很高的,但不是在音樂方面。他渴望歌德所說的“永恆的女性,引領我們飛昇”的境界,希望他的阿爾瑪能和他一樣出色,唯恐她時時會“跟不上”。多年以後,當阿爾瑪重新對這些信件進行編輯整理的時候,對於馬勒問她是否“能夠”跟得上的說法十分惱怒。在旁人看來,這種口氣的確有些自大。
除了陪同丈夫出入上流社會,阿爾瑪日常的角色是抄譜員,孩子的母親,家庭管理者。她的青春,她的愛情,她的音樂以及一切憧憬,漸次化爲“十年一夢”。紅杏出牆後,馬勒才如夢方醒,最後歲月的信裏充滿了哀告和祈求,“我生活中的呼吸,我在你的親吻中窒息,長久地站在你的門前。耀眼的女人,你憐憫我。可是我最最親愛的人啊,惡魔再一次懲罰了我的自私,我把自己的喜好興趣強加於你的興趣之上。我不能從你的門前離開,一直等着,等到聽見你甜美的呼吸。”字裏行間充滿了絕望的緊迫感,唯恐阿爾瑪棄他而去,那種卑微的小心翼翼,戰戰兢兢的討好讓人疑惑:十年前那個神氣十足的馬勒哪兒去了呢?
直到馬勒生命的最後幾個小時,他才珍愛地稱阿爾瑪爲“同事”,一個忠實的、在生命的路途中給了他勇氣的夥伴。兩個年齡相差甚遠、性格迥異且教育背景不同的人走到一起,分歧在所難免。雖然馬勒沒有能夠“提升”阿爾瑪,但妻子卻改變並豐富了馬勒的生活。阿爾瑪一直是馬勒的“港灣”,是他除了音樂之外的全部生活的中心。即便是馬勒到了臥病在牀最後的時光,阿爾瑪也是全身心地爲他付出。
馬勒死後,他的“親愛的阿爾瑪”又活了很多年。雖然改嫁他人,但人前背後,仍然樂意接受“馬勒遺孀”的稱謂,但對出席馬勒的音樂會少有興趣。比起很多評論家,她顯然不是馬勒的知音。生前阿爾瑪就爲自己挑好了葬禮音樂,她逝世的時候,卻沒有一個音符與馬勒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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