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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蠶絲:錢學森傳》,【美】張純如著,中信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有刪節
推薦理由:本書是關於錢學森迄今爲止最真實的一部傳記。作者用西方人的視角,講述了錢學森在美國的真實經歷,書中涉及中美關係、軍事、政治中的諸多大事件,是一部世界航天發展史和中國“兩彈一星”、載人航天的發展史。來自美國塵封50年的絕密史料,張純如歷時三年心血遺作大陸首次出版。
日內瓦會談
1955年8月1日,日內瓦萬國宮外,蜂擁而至的記者們焦急地等候着裏面即將傳出的歷史性消息。他們關注的焦點,是正在總統辦公室舉行的談判。談判桌一邊坐着美國大使亞歷克西斯·約翰遜和他的3名助手。談判桌的另一側,則是中國大使王炳南和他的3名助手。會議室裏不允許攜帶錄音裝置,速記員或記者也不得列席。討論內容嚴格保密,直到30多年之後才慢慢解禁。這就是著名的“王炳南—約翰遜會談”,中美雙方就釋放朝鮮戰爭中的戰俘問題展開的一系列高層談判。
談判被證明是一場意志的較量。“儘管爲日內瓦之行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我們還是有一種過去的經驗全都派不上用場的感覺。”約翰遜後來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一位《紐約時報》記者後來評論道:“以堅忍而言,自本傑明·富蘭克林努力爲美國獨立戰爭爭取到法國的財政援助以來,沒有一位美國外交人員的表現可以與約翰遜此次所爲相媲美。”
表面看起來,雙方都彬彬有禮。兩位大使都遵循着嚴格的談判禮儀。一方先宣讀一份事先準備好的聲明,每讀一段都會加以翻譯。隨後雙方開始輪流提出反駁,針鋒相對,互不相讓,以至於翻譯竭盡全力才能跟得上辯論的速度。在王炳南和約翰遜發言或考慮接下來的行動時,他們的助手緊張地記着筆記,小聲交流意見,隨時將提供建議的紙條傳給大使本人。
在第一輪會議中,約翰遜將一份列有41名滯留在中國的美國公民名單交給了王炳南,要求立即對這些人加以釋放。作爲迴應,王炳南要求美國交出所有在美華人的名字和地址,並建議由印度駐美使館對他們提供保護。約翰遜對此加以拒絕。
1955年8月8日,出乎所有人意料,王炳南在發言中提到了錢學森——這是在整個談判過程中提到的第一個或許也是唯一一個有名有姓的具體對象。王炳南表示,中國政府收到了一封錢學森寄來的表明他渴望返回中國的信。王炳南宣稱,這封信充分表明,在美國還有許多中國科學家渴望返回祖國,但卻無計可施。
事實上,美國政府此時已經在決定錢學森的去留問題上花費了相當多的時間。1955年6月,國防部長向總統艾森豪威爾提交了一份備忘錄,內容便是關於如何解決想要歸國的留美中國科學家問題的。國防部認定,在“二戰”後前往美國留學的5000多名中國留學生中,只有110多人所擁有的技術知識可能危害美國國家安全。備忘錄指出,在這110人中,除了兩名中國科學家之外,其餘已經全都被允許返回中國大陸。國防部仍對這兩名科學家心存疑慮,因爲他們所從事的工作均與高度保密的國防計劃有關。這兩位科學家,一是參與勝利女神導彈(Nike Missile)項目研究的戴維·王(David Wang),另外一個就是錢學森。
美國國防部對放錢學森走這件事心存疑慮。然而,國防部官員們也承認:“他(錢學森)當時掌握的軍事機密很可能已經被後續研究所超越,或者已經爲蘇聯人所知。”
最後,是否放錢學森走的最終決定權交到了艾森豪威爾手上。(幾年後,擔任尼克松總統首席科學顧問的李·杜布里奇某次提及,艾森豪威爾可能從來都沒聽說過錢學森。他顯然錯了。)1955年6月12日,從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的祕書米爾德里德·奧斯伯森起草的一份政府備忘錄中可以看出,總統的想法是“把他們全送回去算了”。第二天,1955年6月13日,艾森豪威爾決定放錢學森和戴維·王離開。到8月3日,國防部收回了所有的反對意見,美國政府開始爲遣送錢學森歸國而做各項準備。在一封日期顯示爲1955年8月4日的信中,美國移民局通知錢學森,他可以自由離開。當約翰遜坐在談判桌旁的時候,對於所有這一切他都已經瞭然於胸。
在1955年8至9月間舉行的無數次會談後,美國和中國達成正式協議,遣返對方公民。
當錢學森獲准離境的消息被公之於衆後,媒體上紛紛猜測,這是否是一項交換條件。9月份,中國宣佈再釋放12名美國人,而錢學森的離境許可也正式生效。美國報紙在頭版刊發社論,猜測整件事都不過是一場交易,可以想象,美國政府馬上予以公開否認。
幾十年後,在接受本書作者電話採訪時,約翰遜自己也承認,錢學森的離開的確是一場交易的一部分。他指出,錢學森和其他在美國的中國科學家是用來交換美國在華滯留人員的“關鍵籌碼”。
當錢學森整裝待發之際,依然有人在暗中運作,努力想讓他留下來。據皮爾斯回憶,馮·卡門曾經向他提過,有人告訴錢學森,如果他願意到國會作證的話,他仍可留在美國。“但那對錢學森來說太丟臉了,他拒絕了。”皮爾斯寫道。
幾年後,周恩來評價王炳南—約翰遜會談的結果說:“中美大使級會議……要回來一個錢學森,單就這一件事情來說,會談也是值得的,會談也是有價值的。”
英雄般的歡迎
1955年9月17日,錢學森和他的家人手持三等艙船票,站在洛杉磯港口,等待登上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碼頭上擠滿了記者,錢學森說道:“我不打算回來。我沒理由再回來。我準備盡我最大的努力,來幫助中國人民建設一個能令他們活得快樂而有尊嚴的國家。我的歸國之旅被這個國家(美國)所刻意阻撓。我建議你們去問問美國國務院,這到底是爲了什麼。對於你們的政府和我自己,我無愧無怍。我對美國人民並無怨恨。我的動機只是尋求和平與幸福。”
登上輪船時,錢學森和他的家人擺好姿勢讓媒體拍照。照片上的錢學森身着西裝領帶,微微卷曲的頭髮向後梳着,臉上帶着淡淡的微笑。蔣英站在他的右邊,一身深色小禮服,胸前裝飾着一束絹花。前排是錢學森的兩個孩子:7歲的錢永剛留着小平頭,正咧嘴大笑,他穿着條紋襯衫和短褲,打着領結,外面罩着一件白色夾克衫。他旁邊是4歲的錢永真,留着童花頭,穿一件白色小洋裝,懷裏抱着洋娃娃。他們看上去煥然一新,非常健康,而且十分美國化。如果忽略掉那些中國人的面部特徵,幾乎可以說這是一個20世紀50年代的標準美國家庭的樣子。
許多人都對錢學森被遣返一事勃然大怒。“我寧願把錢學森槍斃了,也不願讓他離開美國!”丹·金博爾在1950年左右對他的多位朋友說過,“他知道太多有價值的信息了。不管在哪裏,他都值5個師!”多年之後,當被問起這件事時,金博爾說道:“這是美國做過的最愚蠢的事情了。與其說錢學森是個共產黨員,還不如說我是共產黨員,我們竟把他給逼走了。”
從9月底到10月第一週,錢學森一家一直呆在船上。這樣做主要是因爲,如果他下了船,美國政府便不會對他的安全負責。
爲了打破船上生活的單調乏味,錢學森一家同其他一些中國乘客交上了朋友。10月1日,這羣人在船上慶祝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週年。錢學森在慶祝活動中演奏長笛,蔣英和錢永剛、錢永真則演唱中國民歌。在錢學森的倡導下,這些人成立了一個名爲“克利夫蘭總統號聯合會”的小型俱樂部。
10月8日清晨,克利夫蘭總統號駛近香港。錢學森將臉緊緊貼近舷窗,逐漸認出了礁石和海岸線的輪廓。後來,錢學森寫道:“我急切地向外張望,在美國居住了20年後,我終於回家了。”錢學森和所有中國乘客都登上小艇,直接開到九龍火車站。在那裏,一大羣記者早已等候在場。他們費了一番力氣才擠進由一隊警察把守的大房間。警察們成功地將記者擋在門外兩小時,但最終,他們還是不得不屈從於媒體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