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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瞥一眼蘆荻西小學禮堂
□莫依慈
在荔灣區金花街的一條巷子裡,藏著一間歷盡滄桑破爛不堪的教堂,又得不到修繕,如今更煙消雲散了。
53年前,它是我的母校,也是我母親做老師從1959年服務至1977年的地方。老朽的萬聖堂,當年就叫蘆荻西小學。
我和萬聖堂有過三年的緣分。記得轉學過去讀四年級,被它那人山人海的二部制教學方式所震撼。上世紀60年代那困難時期,我們窮著餓著又信心雄心滿滿地學習著和生活著。學校有兩處門口,其中一處就通往萬聖堂。開門時見到那青磚牆的木建築,講壇和上尖下方的窗櫺,彩色玻璃映著人世間彩色的夢。牆上的十字架和耶穌像,長長的木椅,一切都歸學校所有———那時候已經停止了一切宗教活動。沿著禮堂旁一條狹窄的通道走進花園內,四面雜亂的幾座小樓,是教室、音樂室、校務處、老師宿捨,像一桌吃完飯沒收拾好的碗碟。當年總覺得乏善可陳,如今想起卻覺得倍感溫馨和不捨。
二部制教學,每個教室由百多學生分上下午班共用。每當上午班下午班交接期,校門口吐出一隊隊排好歸程隊的學生,沒有家長接送。回校隊吵吵嚷嚷,組長檢查各人的紅領巾,手臉清潔度,指甲剪掉否,作業本帶齊否……
唱著歌的放學隊伍似一列列『火車』,每到一站(同學的家),就脫去一個『車廂』,如果『大站』,幾個『車廂』同時脫鉤,有時這『火車』只有一個站,就是全部集中到某同學家中的學習小組,由學生自治,組長當『小老師』。50年代60年代的人,一定記得這種學習的形式。
和萬聖堂一樣,教務處和五年級六年級的建築群也是木建築,兩層中西混合風格的木樓,木樓梯老而彌堅。老師和同學們每天數遍『咚、咚、咚』的上下樓梯聲,在萬聖堂拆除新聞播出後,我腦中浮現了整個53年前的校區。記憶全部激活後,連聲音都在耳朵深處響起。倍感親切和疑幻疑真,冥想令自己幾乎變成53年前的幽靈游蕩在校區。
萬聖堂是慈善機構,聽老街坊說,它在過去漫長的年月,布道布施和收留棄嬰是它必做的事。教我們音樂的朱老師,雙目失明,就是這裡修女撿來的棄嬰,當其時病貓般雙目失明,修女把她養大,學了盲文和樂理鋼琴,成了唱詩班的歌手,解放後更成了我們的音樂老師。比起無數的棄嬰,朱老師的確是個奇跡,梳一頭比明眼人更整齊的短發,碎花合身的旗袍發出樟腦味,燙折得整齊端莊優雅,衣襟處一條香味手帕,這服飾是老師身份的最好佐證。朱老師有過人之處:盡管學生眾多,一經她點名後,100%記住了你的聲音。在課堂上,她邊彈琴領唱,邊聽有無學生開小差,能准確地點名批評你,卻從不會罵錯人。在60年代這麼艱難的學習環境中,學校堅持美聲美學美育,值得今天的教育好好反省。『文革』來了,朱老師和許多老師都被『上綱上線』,經受砌生豬肉式的批斗。朱老師熬不住,含恨離世。
90年代初,早已離開校門的我,為原來在校當老師的母親的醫療費回去過,那時看到萬聖堂還好好地屹立著,雖已老朽。我從不曾意識到它終有一天會消失,認為它立在那裡是必然的。直到今年國慶後,電視新聞播出它已經消失,我纔呆了十多分鍾。電視畫面上,萬聖堂成了瓦礫加一堆木頭,背景是一些無法形容的爛木條,那凌亂的圖案是由窗框的殘骸組成,如果不是記者解說,說這是阿富汗或巴格達的現場也像。一位有心的師弟拍下它『彌留』之際的照片,賜我一張分享。於是,寫了這一篇,和千萬從它那裡畢業出來的學友們,緬懷一番和萬聖堂親近的零距離的日子。萬聖堂,像我們共同的老祖母一樣,活在我們心中。
莫依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