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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閱讀鄧一光小說《我是我的神》,對着他這個書名追究了半天。“我是我的神”究竟意味着什麼,鄧一光的回答是:“真正的行爲思想,不是被規定、塑造,而應該是自我覺悟,自我認知的。”鄧一光賦予了小說中每個人“我是我的神”的訴求,最動人的部分是,烏力家族的一個孩子從戰場歸來,在和平年代艱難地尋找,並最終重新確立自我的存在。
有這部作品做參照,我有理由對一些軍事文學表示懷疑。它們也試圖讓筆下人物確立自我,但都把過程放置於戰爭本身。當然,嚴酷的戰爭的確可以改變一個人,讓人從怯懦走向勇敢,從自私走向無私,很多人因此可以戰績卓著,被賦予種種英雄的榮譽。但是,這是否真意味着這個人,就從此脫胎換骨,百鍊成鋼了呢?
看軍旅作家黃國榮的《碑》,最初也是帶着這個問號,看完,雖不能說任務完成得百分百,至少還是欣慰地鬆了一口氣,因爲他並沒把這個複雜的任務交給一場戰爭,甚至放回和平生活中去檢驗,也沒放在凱歌以還的英雄身上,主人公是一個生還的戰俘。
關於戰俘,我曾在四川安仁建川抗戰博物館,看到一個序列爲五號的“不屈戰俘館”,裏面都是抗戰中被俘的中國官兵照片,男女老少都有,他們面對敵人表情身姿不同,但都威武不屈,即便如此,我也從不敢在這個館久呆,因爲除了凝重、悲壯的氛圍,坦率說,還有透不過氣來的壓抑。幾乎不用深想就知道,他們的生命如果定格在這凜然的一瞬,也還算是死得其所。如果有人僥倖逃生,後面該是怎樣的餘生?讀一讀有關戰俘的紀實文學,不難想象會有怎樣一座大山,壓在他們身上。
悲苦不可說,也沒有人替他們代言(關於戰俘的原創虛構作品的確少見),這或許並非一種視而不見或巧妙地規避,而是一種複雜的扯不清。有人將之歸於某種政策的失誤,有人則劍指人心之惡,但其實都忽略了,惡念殺人,善念也可殺人。你難道不承認,我們這個民族,是多麼推崇“不成功,則成仁”、“寧爲玉碎,不爲瓦全”這些古訓嗎?它們彷彿就是爲戰俘這個境遇下的人設立的:你有萬千個理由去死,沒有一個理由來生,真要求生,便只能是忍辱偷生。
一個以戰俘爲題材的小說,黃國榮將它命名爲《碑》。能感到他寫作的鄭重與沉重,因爲碑是一種有體量的存在,也是一種鄭重的紀念。小說從初稿、二稿到七稿的改動,時間點都清晰地標在最後一頁,跨度是從2007年到2011年。當然,如果只是偶爾翻至此頁,你也可以認爲這是一種說辭。在當今,所謂“十年磨一劍”的寫作宣傳招式,常常意味着前九年,作家與此事毫無關係。但我相信黃國榮——他寫作的嚴謹,可以《兵謠》、《鄉謠》爲證——還因他說:最初成稿是四十幾萬字,最後生生打磨成三十五萬字。有些人是把素材泡漲了使用,他卻對它一次次緊縮。這顯然是一種反商業訴求。
那麼,反商業訴求之外,更大的訴求是什麼,這是我願意探究它的動因。
看完再作前後對比,小說的前幾章,只能算敘述的必需,故事必要的鋪墊,一個部隊參加邊境保衛戰前的氛圍營造,無非是保家衛國的豪邁再加上與家人別離前的感傷,冒出個把士兵畏怯地自殘,這些都不出當代讀者的想象。我甚至認爲,殘酷的戰爭,無名高地的失與得,儘管有黃國榮這樣的成熟小說家筆力的支撐,依然還是一種戰爭大片的還原。小說精彩的開始,是作爲連長的邱夢生,在誘敵深入佯裝撤退時被震昏,醒來發現,他並沒有死去,而是當了戰俘,他的名字也不再是邱夢生,而是石井生——一個長相相似、恰好服裝穿錯的孤兒石井生。
如果只是在敵人陣營,這其實並沒有意義。問題是,他和那些一同被俘的戰友,在策劃過越獄,也和敵人鬥爭均告失敗後,最終通過兩國交換戰俘,重又回到中國。
回來的邱夢生面目全非,外人已經無法知道他到底是誰。選擇叫邱夢生,意味着那個獲得勳章的邱夢生並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戰俘邱夢生。選擇石井生,情形簡單些,他本就無父無母了,也不存在諸多社會關係,所以邱夢生選擇做石井生。
以班長石井生的身份,他把自己父母認做養父母。而把妻子稱爲嫂子。戲劇性的身份互換,最有意味的是,一個人可以旁觀自己原來擁有的生活。他不得不目睹妻子的再嫁,並在妻子面對他的身份產生懷疑時,堅定地告訴她:我是石井生,在部隊常被認成邱夢生。
當然,變成班長石井生,他在部隊的前途本就暗淡。返鄉,又揹負着檔案中沉重的一頁,其掙扎求生的每一步更是舉步維艱。我們無比辛酸地看到,這其實從來沒有失掉做人尊嚴與勇氣的七尺漢子,如何從家鄉輾轉特區,夜裏睡在下水道大水泥管,東西被偷,還被警察抓到局子,與妓女一起接受審問。與他一起飽受歧視的,還有曾經一起患難的女戰俘李晴蜓。
至此,我們可以說,英雄從戰場上歸來,等於是從高處落到地面。而戰俘從敵國返回,則更像從地獄爬到地面。你可以嘗試着站起,但你得付出更多。何況還存在着身份錯換,還要時時想着“我是誰”。悲苦是註定了的,這悲苦不僅是曾經的榮譽、名利都統統失去,還意味着爲了生存,你是否要拿人的尊嚴去交換。
但我們最終看到的是,這個邱夢生,還是作爲人站起來了。艱難地做回了邱夢生,艱難地贏得了人的尊嚴。而他的妻子,在飽受內心煎熬後,確立了自己的真愛,不是愛英雄的邱夢生,也不是愛那個戰俘邱夢生,而是愛那個本質上並沒有變的邱夢生。這一對曾經愛得忘我的人,最終都發現,戰俘、英雄,都是外在的界定,它並不是人本身。
小說裏,邱夢生活着,他的碑卻立着;石井生犧牲了,碑和墓卻被掘了。這事一直沉重地壓在邱夢生心頭,直至他犧牲,他只留下一個遺願,讓嶽天嵐幫他和石井生恢復真實身份。
小說之外,到底該叫《英雄碑》還是叫《碑》,也在作家、編輯那裏幾番權衡。我同樣欣慰的是,它最後的名字並沒有叫《英雄碑》,而選擇了意涵更大的《碑》。
我們這個民族,似乎也崇敬英雄,但這英雄,總是被賦予某種規定性的意涵,讓很多普通人對其敬而遠之。人心一杆秤,在普通人心中,其實有更多人更值得立碑,他們或許身份卑微,行爲並不轟轟烈烈,但他們從來沒有放棄夢想與尊嚴。邱夢生就是這些人中的一員。他更可貴的是,在這尋求夢想與尊嚴的路上,最終掙脫了某種規定性,轉而成爲一個獨立、大寫的人。而這本書,也是爲這樣的人所立的一塊心碑。
孫小寧F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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