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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20~30年代的廣州。
上世紀20~30年代的上海。
徐悲鴻當時所繪的時裝美人圖。
鄭曼陀所繪的《晚妝圖》上有高劍父的題跋。
『折衷畫派』的旗幟首先在上海灘舉起
專題展『嶺南畫派在上海』以及研討會近日在嶺南畫派紀念館舉行。這個展覽通過對史料的梳理,給我們呈現了當時嶺南畫派的重要畫家在上海的活動,以及嶺南畫派的形成和成熟的過程,不再局限在嶺南地區談嶺南畫派,打破了我們慣用的嶺南畫派只局限在嶺南的這一偏見。按這次展覽的藝術主持陳瑞林的說法:把廣東人『自己的家當』通過照片、日常生活場景的影像資料等方式,對嶺南畫派的淵源進行梳理,同時,邀請了國內外知名、對嶺南畫派有獨到研究的專家、學者進行了為期三天的研討,對嶺南畫派的淵源、發展進行梳理,力求體現出『回顧歷史的魅力』。
本報記者:黃頌豪
陳運成
廣州——上海,中國早期美術何去何從?
民國初期的廣州和上海的文化互動和交流是一種有趣的『克隆』關系。美國有學者曾指出『廣州是上海的搖籃』——從城市規劃到建築樣貌,乃至文化的敏感,上海都在學習廣州。1912年嶺南畫派的創始人『二高一陳』來到上海,既追隨孫中山的政治運動,又通過交流互動來尋求一個更大的發展生存環境和藝術空間,促成了嶺南畫派走向成熟。
當時,書畫社團雲集上海。借助教育辦學,油畫、水彩等外來繪畫進入本土,有著日本和西洋留學背景的畫家創辦的學校也應運而生。這一切,都衝擊著因循守舊的中國畫壇,社會審美期待新的變化和新意。中國美術何去何從成了眾多畫家苦苦思索的問題。
正是在上海,高氏兄弟率先樹起了嶺南畫派的前身——『折衷派』的旗幟,提出『采集中、東、西三國所長,合成一派』,對中國畫提出了一種新的救贖方案。
交游廣闊,折衷主義左右逢源
『二高一陳』在上海通過藝術實踐與當時藝術界建立了很好的關系,一方面他們和海上畫派著名藝術家吳昌碩、王一亭、黃山壽、倪墨耕等人交往甚密,當時上海最具代表性的美術理論家黃賓虹為『二高一陳』創辦的《真相畫報》撰文評述,為該刊的發行起到了重要的推介作用;一方面,他們與以西洋繪畫為背景的藝術家也有緊密的接觸,17歲的徐悲鴻剛到上海,為了生計為高劍父所辦審美書館繪制了不少仕女圖,高劍父幫他銷售畫作並支付潤格。
嶺南畫派與當時的月份牌畫家也聯盟合作。月份牌畫家,指當時的時裝仕女圖畫家,在市民中很受歡迎。在當時引領時尚。高劍父就和當時最負盛名的月份牌畫家鄭曼陀交往匪淺,鄭曼陀為審美書館畫的《晚妝圖》由高劍父題跋,一時紅遍上海灘。兩人經常合作畫作,以二高為主的折衷派畫家和月份牌畫家被當時的報紙譽為『新派大家』。
值得思考的是,同樣是以時尚、引進西方寫實觀念的月份牌畫家,隨著新文化運動的展開、在真正的西方美術進入中國後就迅速被藝術圈邊緣化了,而嶺南畫派卻能有活力堅持下去嗎?黃賓虹研究專家王中秀認為,這是學界可以好好研究的課題。
當月份牌畫家退出神壇後,折衷派和以西畫家發起的藝術組織天馬會交往甚密,天馬會組織的展覽還專設折衷畫部,大量陳列高劍父的作品。1936年上海商務印書館還為他出版《劍父畫集》,這是嶺南畫派仍然處於當時的主流藝術圈的標志。
為什麼只能提出問題?
嶺南畫派的藝術實踐在當時的中國毋庸置疑的具有鮮明實驗性、開創性,同時,也必須正視,廣東除了開風氣之先外,真正有文化厚度的經典不多。陳瑞林教授認為這和廣東的地域條件、自然環境以及文化條件有關,尤其和廣東人平和但不徹底的文化性格有關。如何打破這個格局,昇華出既能與外部交流,又有自己特征的文化品牌?通過歷史的輪回,反思廣東如何從『提出問題』提昇到『解決問題』,這是回顧歷史的魅力,也是展覽從地域入手梳理嶺南畫派形成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