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被告人盧某之妻何某與被害人高某均系某水泥有限公司的職工，該公司位於縣城郊區。何某於2010年8月調整工種後，經常與高某一塊兒騎電動摩托車上下班，有時候乘坐高某的電動摩托車，偶爾還在一起吃飯。2011年4月初，盧某聽到關於何某和高某之間的風言風語，便認爲二人有曖昧關係。2011年7月7日下午，盧某打電話約高某下班後在水泥有限公司附近的德順酒家見面，稱有朋友想和高某談點生意。高某下班後來到酒店與盧某及其3個朋友在一起飲酒談事，席間，盧某提及何某與高某關係問題，高某堅稱二人只是一般同事。盧某見高某不承認，便十分氣憤，稱因爲傳言使自己的精神受到很大傷害，高某應補償精神損害費，高某說沒有錢，盧某便對其毆打，強迫其出具1萬元數額的借條，經盧某朋友調解，高某被迫出具了向盧某借款6000元的借條。高某次日將盧某告發。

　　[分歧]

　　對盧某暴力強迫高某出具借條的行爲應如何處理，合議庭有兩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爲，盧某的行爲構成搶劫罪。理由是：刑法規定的搶劫罪侵害的客體是人身權利和財產所有權。財產所有權的表現形式既包括各種實物，也包括證明財產所有權的各種憑證。盧某對高某實施毆打，暴力強迫高某出具借條的行爲，既侵害了高某的人身權利，也侵害了高某的財產所有權，其行爲應構成搶劫罪；

　　第二種意見認爲，借條只是債權債務關係的憑證，體現的是債權，是一種財產性權利而不是財產所有權，因此，借條不是搶劫罪的犯罪對象，在雙方沒有真實合法的債權債務關係存在的情況下，盧某暴力強迫高某出具了借條，只是爲以後直接向高某索要借款或者提起訴訟後請求法院判令高某償還借款提供了條件，其行爲應構成敲詐勒索罪(預備)。

　　[評析]

　　筆者傾向第二種意見。從民事法律的角度看，借條屬於一種債權債務關係的憑證，就借條自身看，一般表現形式爲單純的紙張，其本身的財產價值微乎其微，單從借條自身財產價值看，搶劫借條一般不會構成搶劫罪。但是由於借條所記載的內容體現着債權債務關係，代表着財產性權利，這就產生一個問題：體現財產性權利的借條是否可以成爲搶劫罪的犯罪對象？首先，從現行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釋看，並不能得出搶劫罪的犯罪對象包括財產性權利的結論；其次，從財產所有權與債權的關係看，財產所有權是所有權人對財產享有的直接的、獨佔的支配權，這種權利的行使一般不需要他人的同意和配合，屬於對世權之列，而債權體現的是權利人與特定的義務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權利的指向明確而具體。債權的實現一般需要他人的配合或者通過法院強制執行。取得借條並不意味着必然取得財產所有權。因此，借條不能成爲搶劫罪的犯罪對象。

　　借條作爲債權債務關係的憑證，雖然不是財產本身，但它可以表明借貸合同的存在，其意義在於證明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存在着權利義務關係，在糾紛發生後，它將起到證據的作用。在司法實踐中，即使存在借條，債務人也可以對借條產生的背景以及借條的效力、數額等情形提出抗辯，那麼，法院就要審查雙方是否存在借貸、買賣、承攬等基礎性法律關係。如果不存在真實的債權債務關係或者債權債務關係是非法的，即使存在借條，也不能導致債權人財產的積極增加。反之，即使沒有借條，也只是導致債權人舉證上的困難，並不必然導致債權人不能實現債權。在有其他相關證據證明的情況下，債權債務關係仍然可以被確認，因此，也不必然導致債權人財產的消極減少。因此，以暴力強迫他人出具借條的行爲並沒有直接侵犯被害人的財產所有權，不符合搶劫罪在犯罪客體方面的特徵。

　　其實，行爲人暴力強迫他人出具了借條，只是爲以後取得財產準備了條件，雖然採取了暴力手段，但行爲人並沒有當場取得財產，當強迫被害人所出具借條的數額較大時，其行爲應屬於敲詐勒索罪的預備行爲。如果行爲人取得借條後，欲將借條體現的財產性權利變成財產，向他人索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則有可能構成敲詐勒索罪的未遂或者既遂。具體到本案而言，盧某暴力強迫高某出具數額6000元的借條後，尚未來得及憑藉條向高某索要6000元錢而案發，故盧某的行爲應構成敲詐勒索罪(預備)。

　　(作者單位：河南省確山縣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