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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玉(廣東大學生)
央視曝光了安徽界首市一個奇怪現象:一些農村學校在校學生人數和上報的統計表上的人數對不上,有的在校人數和上報人數能差出一二百人。這樣做,竟是來自上級主管部門領導的授意。國家義務教育保障資金規定農村小學每人每年補助535元,初中生每年每人740元。據此計算,國家下撥款的總數減去界首實際學生人數,中間的差額是1063萬元。(相關報道見今日本報07版)
很多時候,初衷良善的政策,也難免因執行端的異化,而事與願違起來。在此具體運作中,虛報人數、騙取補助的陰暗伎倆,再次激起了公衆的憤怒與嗟嘆。更爲諷刺之處在於,此等灰色的斂財手段,竟然來自主管者的授意。
教育局領導、學校校長,直至一線教師,一條完整的分工鏈,無不遵從着“無紙化”路線:上級的意志,以“話裏有話”的曖昧言說,以“口耳相傳”的安全途徑,一步步落實作下屬的“行動指南”。從中不難窺見,即便素有高尚光環的教育系統,或多或少,也不
曾超脫官場亞文化的浸染。當一種玄而又玄、奧義萬千的指揮藝術,成功生成、甚至被同僚認可、被下屬自覺遵從,決策者自然會滋生衝破束縛、謀取私利的衝動;且,有鑑於事前數據覈對不善、事後賬目審計不力,更是助長了某些人“徇私捏造”的底氣。
自上而下、逐層延生的垂直管理制,總會有類似的問題。如今,教育事業所以問題頻現,也正是基於此類邏輯。在此格局內,由於上下級博弈力不對等,導致的必然結果是,個體決策者的錯誤、決策集團的錯誤,無不會轉化爲體系內每一個人的錯誤。下屬基本無法扭轉上級意志,故而體制本身註定少有糾偏能力。非但如此,很多時候,拜那種玄奧的“指揮藝術”所賜,越是底端的執行者,越有可能成爲替罪羔羊——還記得臨時工的故事吧。
表面來看,“虛報人數、冒領補助”,無疑是對有限教育資金的盤剝;但深層而言,此過程中,折射的教育系統內,上下級間鮮明的權利級差,更有反思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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