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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的秩序也應是人類最高的法則,由此決定了自然法與世俗法的最大區別,就在其高度的抽象性、普遍性和永恆性,像影片中佛的旨意,是指導世俗法的最高理性,是化解世俗法與人情倫理衝突的最高準則。
傅達林
與電影《青蛇》相比,不久前上映的同題材影片《白蛇傳說》,雖然對白蛇與青蛇的刻畫有些過於妖媚,但對法海的塑造卻有大的突破,李連杰扮演的法海一身正氣、挺拔偉岸,一派執法宗師的形象深得觀衆的認可。
電影是時代的留聲機。在傳統愛情題材的藝術挖掘中,導演不得不考慮如何提取那些能夠折射時代交鋒的亮點。當下日益濃厚的法治氣息,自然會感染到電影人,讓他們在影片中就法治話題作出另一番表達。因而,無論是《青蛇》還是《白蛇傳說》,電影人不約而同地看中了法海這一角色,着力凸顯法海內心的執法困惑。在《青蛇》中,二百年道行的老蜘蛛精被法海壓於五角亭下,當他看到蜘蛛精的那串佛珠時卻動搖了:或許真是自己弄錯了?在《白蛇傳說》中,正氣凜然的法海也發出了類似的自問。
一開始,法海就是作爲一個執法者身份出現,執掌降妖除魔的權杖,捍衛人妖分殊的邊界秩序。天地間自有法則,妖不得擅入人間,如同許多神話故事中神仙不得擅入人間一樣,正是建立在三界恪守各自疆界的法則上,天下才能秩序井然,仙、妖與人才能各安其所。妖入人間,必然會打破人間生活的安寧,不管它是有心還是無意,本身已構成對合法秩序的破壞,因而需要獵妖師替天執法。法海正是這樣一位以執法爲終身追求的人,收妖是他的天職,他必須完成這項使命,維護法理的尊嚴。
從社會治理的角度看,這種執法如鐵、冷酷無情的法海形象,合乎我們對公共秩序的想象,電影人對法海形象的塑造,或許也暗喻着某種社會期待。即便是在今天,執法從嚴都是法治構建中的高貴品質,透過法海對白蛇窮追不捨的執着精神,我們不難感受到法貴必行的優良价值。如果允許良性違法,在人情寬宥下放過違法者一馬,那麼執法的自由裁量將變得不可捉摸,這對法治權威的消減將是難以估量的。
但《白蛇傳說》較之《青蛇》的高妙之處,在於圍繞法海的執法困惑,演繹法治時代中情與法的衝突如何化解這一主題,並最終設置了一個讓執法者心安、讓旁觀者動情的折中方案。這一訴諸更高理性的方案,最精彩的一幕體現在結尾部分:在白蛇與許仙悽美的離別前,法海領悟了佛的最高旨意,讓塔中的白蛇出來與許仙見最後一面。於法律人看來,這一感人的場景絕非止於愛情的渲染,更化解了貫穿影片的法海內心的執法困惑。法海在嚴格執法的體系內關照到情感,且這種關照並非源自執法者個人的法外開恩,而是訴諸更高理性的佛的旨意,使得糾結在法海內心的情與法的衝突得到了圓恰的解決。
電影藝術化的處理,讓人很容易聯想到現實世界情法衝突。猶如法海所說:“我一生護法,爲的就是天道人倫,爲什麼會招來這場災難呢,是不是我太執着了?”這種境遇其實是每一個執法者都可能遇到的,當我們面對執法如何近乎人情的困境時,又該如何化解這一困惑?如何實現法律理性與人的情感訴求的高度統一?在寬泛的法治建構意義上,“一斷於法”的價值顯然更爲重要,甚至不惜犧牲實質的個別正義強調“惡法亦法”;但就個案的處理而言,執法總是難以繞開人情、人性的羈絆而追求單純的法律效果。面對諸多情與法的困惑,執法者在堅守底線的同時,並非冰冷冷的執法機器,而需要尋求到一些化解方案。
由此我想到了自然法。
萌發於古希臘哲學自然狀態中固有的正義法則,自然法聚合了人類對人間秩序的無限想象。在《荷馬史詩》中,正義女神“狄凱”和懲罰女神“忒彌斯”分別作爲正義和慣例法的象徵,表現了自然正義和習慣法之間的主從關係,正義作爲神人共守的秩序,是習慣法的基礎。這種取法自然的思想,經過後世哲人的不斷推演,最終形成一套“法上之法”的理論體系,自然法成了宇宙秩序中作爲一切世俗法基礎的終極性原則。
人類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的秩序也應是人類最高的法則,由此決定了自然法與世俗法的最大區別,就在於其高度的抽象性、普遍性和永恆性,像影片中佛的旨意,是指導世俗法的最高理性,是化解世俗法與人情倫理衝突的最高準則。優秀的執法者通過長期專業訓練形成的“擬製理性”,去努力發現自然規則,不斷修正世俗法的偏差,回覆自然的本原秩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說自然法是“法上之法”,出現法無明文規定或情法衝突時,需要根據自然法的指引,兼顧法律、天理、人情,體現自然界中的公平、正義、理性精神。
如果用自然法原理分析,白蛇擅入人間違背的是實在法規定的形式法治規範,但其追求真愛的行爲本身又符合自然法,正是這種發乎人性的正義屬性,讓白蛇贏得了民間的廣泛認可;相反,執法者法海卻一度被當作封建勢力的頑固分子,被貶爲“癩蛤蟆精”不說,最後還要躲進螃蟹殼裏“永世不得翻身”。欣慰的是,經過當代電影人的藝術解構,傳統意識形態中的法海終於能夠逃出螃蟹殼,以一個多樣化的執法者形象迴應社會的訴求。
所以,今天當我們重新演繹法海的角色時,發現從文學典故到《青蛇》再到《白蛇傳說》,法海至少經歷了三個身份轉型:由最初的封建頑固者到嚴格執法者,再到法與情統一的法治捍衛者。這或許也是法治發展過程中人們對執法者角色轉型的期待。從心愛的徒兒變成妖后的分道揚鑣,到最後法海與妖徒一起同行,這一變化也隱喻曾糾結於情法衝突的法海,某種程度上已走出了困惑。問題是,現實世界中的執法者,是否能夠走出這樣的困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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