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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一年新春佳節,也是酒消費的旺季,53度飛天茅臺一路攀升至接近2000元,對此,上海市人大代表、新華社上海分社社長慎海雄等向市第十三屆人大第五次會議提交了“建議公款消費不準喝茅臺酒”的書面意見。(據1月16日《東方早報》報道)
蜚聲中外的茅臺酒,似乎成了公款吃喝、公款消費的“代名詞”。前不久,深圳市委書記王榮公開表示:茅臺那麼貴,如果不是公款消費絕對不會到那個價格。此言在網絡上引起強烈反響,現在又有上海的人大代表建議公款消費禁喝茅臺。難道根深蒂固的官場酒文化和“三公消費”,果真能如此簡單地“一禁了之”?
答案無疑是否定的。公宴上即使禁了茅臺酒,還有五糧液、劍南春以及名目繁多的地方名酒乃至外國名酒,它們同樣價格不菲,市場渠道同樣倚重公務消費,難道也要窮盡可能,編制一份詳盡完備的“禁喝目錄”?
顯然,某些人在治理公款消費方面已經陷入了一個思維誤區或怪圈,我們姑且將其稱爲“茅臺焦慮症”。這種症狀的表現爲:看見公款吃喝,就把怒火燒向某個酒類品牌;檢討公車氾濫現象,就把根子歸結於某個汽車品牌。在這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僵化治理模式下,禁令多如牛毛卻屢禁無效,始終趕不上“三公”消費升級擴容的速度,最後甚至連禁令下達者也只能面對茅臺焦慮,面對五糧液焦慮,面對所有堂而皇之載入公款消費清單的奢侈品焦慮……
把簡單問題複雜化,重視治表而輕視治本乃至迴避治本,這就是某些權力治理陷入“割韭菜、割不盡”惡性循環的根本原因。其實,破解“茅臺焦慮症”原來可以更簡單——禁喝茅臺酒,不如爲公權力戒“酒癮”。如果能夠把每一分錢的公務消費都置於陽光下,把公款吃喝的每一盤菜、每一瓶酒、每一個吃喝者、每一條吃喝理由都寫入透明賬單,供人民羣衆監督糾錯,在社會監督的雪亮目光之下,大吃大喝現象何愁不根絕,“三公”腐敗哪裏還有膽量和機會裸奔?
在此情況下,茅臺酒即便是入選“全球十大最值錢奢侈品牌榜”“十大最受富豪青睞的送禮品牌”,哪個老百姓也不會覺得與自己有什麼特殊關係,更不會產生什麼莫名焦慮。而眼下,不少人之所以對茅臺酒產生越來越多的“焦慮”,罪和錯都不在茅臺酒本身,茅臺只是替罪羊,躲在“羊”背後的貪婪權力纔是最需要禁和限、追責和懲處的真正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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