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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畫家,走出潼關,來到上海,10年間,從“擺攤”賣畫到作品估價千萬元。
一組作品,中國出發,漂洋過海,10年間,從國家大劇院到聯合國總部締造“唯一”。
畫家和作品的身後,有一家民營文化公司,不斷探索着文化推廣的新路徑。
一家純美式國際酒店,在最“西方”的平安夜,辦了一場“京粹之夜”——請來戲班子唱唸做打,擺開場子展覽表現京劇故事、京劇人物的“國粹油畫”。
2011年12月24日,上海靜安希爾頓酒店的這一幕,令上海京粹藝術品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王嘉沐有些驚喜:“沒想到,我們的畫成了洋節的重頭戲。”
一種模式
創作+推廣,藝術可以被“策劃”
翻閱國粹油畫的足跡,巴黎、東京、北京、香港、臺北、紐約。而劉令華,這位長於黃土地的畫家,被一些人稱作“國粹油畫第一人”。
成績單的背後,是京粹公司對文化走出去的持續投入,“每個展覽都要投入數百萬元,幾個展覽幾千萬元就投進去了。”王嘉沐坦言,京粹公司已經投入了10年,文化的前期投入是很難熬的,也正因爲如此,民間的資本很少會熱衷大投入搞文化。
這種對文化的“捨得”,中國美術學院院長許江覺得多多益善:“目前的中國藝術界,對於上游創作的支持,特別是有遠見的支持還是比較匱乏的。”對於“京粹模式”的價值,他認爲關鍵在於能不能孕育出優秀的中國藝術作品。
對此,京粹公司有着一顆淡定的心:做成了,回報不小;失敗了,也算是向世界介紹了中國文化。
儘管對“回報”表現出一種淡然,但在藝術推廣方面,京粹還是不敢不全力以赴。“藝術不會自己走路,它一定是經過精心的策劃和推廣,才能走出國門,被人瞭解,爲人熟知。”這就是王嘉沐“策劃藝術”的理念。
藝術創作,是最需要空間和自由的,策劃甚至限定作品主題的行爲,讓不少藝術人士不能認同。
策劃也好,限定也罷,在許江看來,對於藝術而言也有積極的一面:“什麼都畫的話,就什麼都淹沒了。”如果能夠把國粹油畫畫出名堂,畫家就能夠跟京劇產生聯繫,想到京劇,就有可能想到畫家,藝術形象也就樹立起來了,“我覺得這種限定和要求,是一種推廣策略”。
國粹油畫,以“不東不西、亦東亦西”的方式,觸動了西方觀衆。“中國的當代藝術家太急於表現一些能讓西方觀衆理解的元素,但卻忽視了最本質的內容。”“保持了中國傳統特色”,是紐約藝術經紀人艾姆·本多對國粹油畫的最大感觸,“這不僅僅是指用京劇作爲畫作主題,也包括了繪畫技法的呈現。”
在業界,“京粹模式”似乎已成固定稱謂。對此,王嘉沐的解讀是,“我們在尋求1+1+1>3的效果。”
藝術家、文化公司、社會團體,是“京粹模式”的三個支點。藝術家提供有風格的好作品,文化公司整合自己和社會團體的資源平臺進行推廣。“我們讓三者的優勢發揮出來,聚合起來,這樣,才能走得遠,叫得響,打得贏。”
“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是“京粹模式”的另一要義。“我們只推劉令華一人,只辦高端展覽。”對王嘉沐而言,把所有力氣專注於一個“點”上,才能實現藝術作品從“推動”到“打動”的轉變。
在許江看來,成功的藝術作品既需要上游創作,也需要下游推廣。“中國的藝術家從國家計劃體制中逐步分離出來,從各級畫院、高校等專業團體走向市場,各種策展人、經紀人應運而生,藝術的成長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鄭工如是揭示中國藝術生態的變化。
一個創想
官方+民間,藝術羣體須整合
京粹的畫展往往要用一年時間準備,這是他們對品質的要求,但其中卻有不爲人知的無奈。
“儘管我們已經整合多方資源,但有時候還是覺得很吃力。”任何一場高端藝術殿堂的展覽,王嘉沐都要傾盡全力,甚至耗盡精力。
巴薩藝術展,這個殿堂級的藝術平臺,是京粹的嚮往之地。“這個藝術展基本被歐美的註冊畫廊、藝術公司壟斷,中國的藝術家和作品進入很難。”王嘉沐有時候也感慨自己的“船”太小,駛不出更遠的距離。
“如果能以國家的名義去巴薩辦展,這些難題就迎刃而解了。”如王嘉沐所言,文化走出去,不止京粹和其他類似的大大小小的船,更有國家這艘“航空母艦”。“大船”拉“小船”的航行模式,可以讓中國文化走得更遠。
這個理想,與現實尚有距離。“政府和民間的聯繫仍然不夠緊密。”對此,王嘉沐並不諱言,國家走的是橫向計劃,一年中規劃多少個活動、多少部作品的推廣,但今年和明年、第一年和第五年的活動之間,缺少連續性;而京粹奉行的是縱向規劃,圍繞一位畫家、一組作品,連續做10年乃至更長時間的路線圖。
“如果橫、縱兩個體系能夠結合起來,那麼走出去的格局一下就立體了!”
“就拿繪畫作品走出去來說,國家投入確實不少,一次送一批作品出去,羣展能呈現多樣的風格,但個人特色就被稀釋了,結果一個展覽下來,誰都記不住。”王嘉沐分析道,京粹特點在於集中火力,做亮一點,但畢竟只是一家民營公司,很多平臺還“夠不到”。
“像京粹這樣的民間力量,最需要的是國家提供好的平臺,讓我們好好唱戲。”借力使力,是王嘉沐設計的終南捷徑。
而在許江這裏,“人”的因素得到了更多的重視。培養一批既活躍於國家層面又活躍在民間的策展人,是他眼中的“當務之急”:“中國的藝術家隊伍太龐大,把他們整合好,是關鍵任務。”
一大難題
李逵VS“李鬼”,藝術侵權難禁絕
中國文化走出去,步子還太單調,路子還太狹窄。這是王嘉沐對於“走出去”的一個判斷。他用“少得可憐”來形容目前國內藝術產業對藝術家及其作品的推廣形式,“不外乎辦展覽、出畫冊、打廣告之類”。
同時,動輒百萬元、千萬元的高端藝術品,如何體現藝術的大衆性,讓它們飛入尋常百姓家,也是橫在面前的一道題目。
針對難題,京粹“請”來了藝術品的替身——衍生品。
“早在2006年,公司就係統地爲國粹油畫設計衍生品,刺繡、絲巾、明信片、瓷器、金箔畫等,都成了‘分身’。”京粹公司首席運營經理孫薏認爲,衍生品是文化推廣的加速器。比起文化推廣的“無底洞”,這臺加速器卻是實打實的“搖錢樹”。
“2010世博會,僅此一單,我們就有600萬元的銷售額,公司也獲得了收益。”從王嘉沐的口中,難得聽到了“收益”兩字。
然而,對於正在起步的國內市場,藝術衍生品並不單純意味着“收益”,“官司”也如影隨形:衍生品盜版事件,屢屢令忙於“走出去”的京粹公司後院失火。
“兩三年來,我們打了七八場官司,都是著作權被侵犯。”儘管拿到的判決書上寫着“勝訴”,但在王嘉沐看來,仍是輸了。
“最高的一次也就賠給我們6萬元,而他們的一幅盜版刺繡就能賣兩三萬元。”在國粹油畫幾千萬元的推廣成本面前,孫薏始終覺得處罰力度過輕,起不到威懾作用,“法院規定,誰起訴、誰取證,但我們從哪裏去獲得盜版衍生品的生產量和銷售量呢?所以法院判決總是‘從輕發落’。”站慣原告席的她,言語間有些氣餒。
而一些侵權廠商的舉動,更是讓王嘉沐哭笑不得:“我們打官司也打出名了,有些侵權公司直接打電話給我,說不用上法庭那麼費事,直接賠錢給我們算了,反正最高也就6萬元。”
法律保護成了紙上談兵,這似乎已是業界無奈的“共識”:藝術侵權案件的維權成本高,違法成本低,難以禁絕。
問題的癥結,在廣東信達律師事務所律師靳長華看來,是由於判決時僅考慮了補償性,“此類侵權案件,法院還應考慮到‘懲罰性’賠償。只有用補償與懲罰相結合的方式來確定賠償數額,才能補償權利人在維權過程中付出的經濟和精力,更有效地對侵權人起到震懾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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