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面桃花》(2004)、《山河入夢》(2007)到《春盡江南》(2011),格非終於完成了他書寫近百年中國社會歷史的三部曲。由革命黨、匪幫往來出沒的民國初年“桃花源”,經一個命運跌宕的縣長的共和國“山河”,直至20世紀、21世紀之交的一對小城夫婦的“江南”生活,他筆下的歷史洪流終於匯入他所置身的寫作現場了。
這確鑿是個當代故事。由追不回的房產證、攆不走的房客而起,扭結着家庭、朋友、單位的冗雜瑣事,主人公譚端午在短短一年間疲於應對,深一腳淺一腳地被帶到了關鍵問題面前:如此毫無傳奇性的人生,爲什麼卻一再讓人錯愕,甚至招架不住?相較於以往的創作,《春盡江南》不再有格非慣用的疏離感、夢魘、讖言等敘事技巧以及文字的風格化特徵,他刻意營造的“魅”的東西越來越少了,倒是看上去平鋪直敘的當代生活讓人越讀越見荒唐、怪誕之處,別有一種詭譎的“魅”。如同“有人夜半持山去”,傳統意義上詩意曖昧的夜雨江南,失去了山的掩映,一下子暴露在今天空洞而又晃眼的白日之下,清晰至極,讓人驚心又悵然。
在書寫當代知識分子的脈絡上,《春》更接近於格非十多年前的長篇《慾望的旗幟》,只不過不再如後者那樣先鋒氣足,將慾望寫得迎風獵獵,而是顯現出某種中年心態。《春》寫知識分子,寫他的無用之用,寫他的敏感羸弱,寫他不甘於驢拉磨一樣蒙上眼睛,卻又禁不起審視和追問。《春》用這些更原點性的問題與其說是在與時代“短兵相接”,不如說是與作者自己“較勁”,他寫最靠近自己、最焦慮、最不得不寫的東西,甚至在寫到自己的時候要轉身、要折回、要兜出去,這種一碰一退之間的複雜與矛盾,是《春》區別於通俗小說熟極而流的地方,也是讀起來讓人回味的地方。如同他所寫的知識分子“偷生”於這時代的“既羞愧又慶幸”,他的寫作姿態本身也是既羞愧又慶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