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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給課堂灌注一點生氣,給語文一雙飛翔的翅膀,讓學生在思想中學會思考與寫作,讓他們在把許多東西忘掉之後能夠真正留下一些東西。
至於說到我對社會現象的批判、歷史文化的批判乃至於對教育或者學校某些做法的批判,有家長認爲是“牢騷”,我要說:“我不是屈原,我沒有冤屈。”我有車有房,家庭幸福,兒子也有工作,有很多尊重我的同事和朋友。我也很感謝學校這些年來給我的包容和相對的自由,能讓我做一個有尊嚴的教師,能夠在一個很小的精神空間中影響這個社會,傳達一種精神的能量,從而給學生帶來一絲溫熱。我希望給課堂灌注一點生氣,給語文一雙飛翔的翅膀,讓學生在思想中學會思考與寫作,讓他們在上了大學把許多東西忘掉之後,能夠真正留下一些東西。
再從實用價值來說,批判是思想發展的必備素質,年輕人就要狂一些,該謙虛謙虛,該驕傲就得驕傲,因爲謙虛是認可別人,驕傲纔是認可自己,驕傲也可以讓人進步。可當下的教育就是讓孩子不斷認可定論,記“標準答案”,把孩子搞得一點脾氣都沒有。許多孩子小時候活蹦亂跳,上學後漸漸變得呆頭呆腦,小時候還像哲學家,愛思考大問題。越長大越世故、越深沉、越謙虛,其實是越來越失去自信。而自信正是人格核心。
我們只說孩子作文寫不好,得不上高分,沒有思想的作文怎麼能夠得高分。如果我們不讓孩子去觸碰大問題,不去關心社會,不去思考自己,不直麪人生,如何能寫出像樣的文章。我們所想要達到的目標和我們採用的手段之間豈不是南轅北轍?而且,失去了獨立思考能力,最後走上社會只能被人牽着鼻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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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頭望,20多年了,我還在這個講臺上“活”着,因爲我的同事和熟人裏,從20多歲的青年人到40多歲的中年人,爲教育“獻生”的並不是絕無僅有;但還有些面對這種教育現狀早就落荒而逃,做官或做生意去了。
從內心來講,我是把這些孩子當我的孩子來教的,希望他們健康快樂地成長,雖然我做得不夠好,但一直很賣力。我認爲,教育是一個生命對另一個生命的影響,就此而言,教師最大的成功就是能夠影響別人的大腦和心靈。打動學生,先要打動自己,說服學生,先要說服自己。爲了孩子,我頂着壓力探索課堂改革之路,爲了孩子,我在上課的激情與浪漫中常常忘掉自己。我天生愚笨,又不會“巧幹”,但我覺得,順應外界不難,放過自己不易。對於語文教學,我覺得技巧並不是最重要的,“講什麼”永遠比“怎麼講”要重要,在一個道德技術化的泛表演時代,總得有人冒傻氣。
當然,作爲一個教師,一定會有許多孩子喜歡你、認同你甚至“崇拜”你,但也一定會有孩子(或家長)誤解你、反對你甚至“藐視”你,因爲人的價值選擇是多元的。在現有體制下,學生無法選擇自己真正喜歡的老師,老師也無法選擇真正適合自己的“可育之材”,一切全靠行政之手調配出的“緣分”。喜歡不喜歡都是“緣分”,對於學生而言,適合自己的好教師可遇而不可求,對於教師而言,也看是否碰上投合自己方法與理念的“有緣之人”。學生和教師都沒有互相選擇的自由。教材也很難自由選擇,雖有選修課,但哪個學校真正讓學生們“自由選修”呢?在一種別無選擇的力量面前,教師和學生的思考也必須“體制化”。孩子們從小就被迫適應“二元話語系統”,要學會說“道德的語言”,不能說自己想說的話,要不斷認識“語境”的厲害。
王富仁說:“只有真實的表達纔會有健全的人格。”可在“經驗世界”和“理念世界”的分裂中,孩子們只能在“聽從外界”與“聽從心靈”的痛苦選擇中不斷地陷入困惑與矛盾(我們文史教師們何嘗沒有矛盾與分裂呢?),孩子說話寫作哪敢隨便造次,在分數統帥一切的邏輯背景下,誰敢拿自己的命運開玩笑?
說這些,不得不交待,在中學,我是爲數不多的追求個性的老師之一。我認爲,思想只有經常保持自由的狀態,才能具有勃勃的生機,但是,“教育意味着將一種觀念加以強化從而忽略了那些‘缺席者’,面面俱到的教育,即便不是不可能,也已經失去了‘教育’的目的,教育者總不得不替受教育者作出選擇(汪丁丁語)。”這就使教育成了一種“自由選擇”的藝術。一種價值的被選擇,意味着另一種價值的被忽略。要一個有具體風格與個性追求的教師,來滿足無數個有個性追求與風格喜好的學生,不是一種奢望,也可能是一種強加。
我認爲,人,不是人民幣,無法讓每個人滿意。當然,人人都喜歡的“超人”型教師可能是有的,但至少我不是。在一些知識觀點的表述上,我往往是本着心靈與良知的自由,表達對生命的敬畏與熱愛。這些,我們的民族難道不需要嗎?
中國教育沉痾已久。對“應試教育”、“功利教育”的指責也一直不絕於耳,亦包含本報對早已變異的奧數班現象的連年吶喊。然而,這問題太沉太重,至今,成千上萬的孩子,依然生長於這看起來已固化的教育理念之下。孩子們的眼鏡片厚了,心靈愈加脆弱,成長依然迷茫。
作爲教師,對學生的影響不只是知識和語言,更多的是人格精神,身教重於言教。教師對於學生來說不僅是一種知識資源,更是一種精神資源、文化資源,教師是教育最重要的生產力。“學高爲師,德高爲範”不只是口號,更應該是一種實踐。
回頭望,20多年了,我還在這個講臺上“活”着,因爲我的同事和熟人裏,從20多歲的青年人到40多歲的中年人,爲教育“獻生”的並不是絕無僅有;但還有些面對這種教育現狀早就落荒而逃,做官或做生意去了;更多的,作爲精神意義上的“傳道者”的教育生命已不存在,剩下的只是一個教育符號。因爲活着需要一個憑藉,逃避自由只是爲了躲開生存的恐懼,而我在一個夾縫中還能“存在”,不能不說是一個安慰。
20多年來,眼看着我的同學們一個個成了各自小圈子裏面的領袖,眼看着一個個年輕人成爲自己的領導,被稱這個“長”那個“任”,我很爲他們感到高興,當然也爲自己感到自豪。因爲在一個官本位的社會中,一個人“不上進”或“出不了頭”,易被認爲是“無能”。但我想,不管世界如何與你交換輕蔑,一個人總得看得起自己,珍視自己存在的價值,當世界在給你做減法或除法的時候,你得學會給自己做加法或乘法。在我看來,不管騎白馬的是王子還是唐僧,也不管身高與影子是否成正比,我們總得面對這個神奇的世界。我只是想說,人總得守住點什麼,仰望點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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