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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凡
本書記錄的是一個基本上已經失去或被遺忘的世界。在書中出現的工商人物,要麼默默無聞,要麼在另外的歷史敘述中被臉譜化、妖魔化,我們可以稱他們爲商人,或企業家。他們行走在廣袤的國土之上,或疾行,或躑躅,或彷徨,在他們身後的時空幕景上,是一出連續上演了兩千多年的砍殺史。在所有的歷史時刻,這些人從來沒有當過主角,甚至在所有的史料記載中,他們要麼被忽略不計,要麼就躲在最後的那個黑暗角落。不過在另外的意義上,正是這些工商業者在改變着人們的生活,從一斗池鹽到一塊麻布,從一把鐵刀到一座城池。
作者無意爲他們代言,只是完成一次漫長的陳述。所希望做到的是,以活在當代的立場,書寫昔日的國家,與發生過的歷史重建關係,與已逝的前輩修好,並試圖以私人的方式詮釋中國的企業史。
逝去的人們已不再歸來,正在出發的我們卻需要尋覓到自己的記憶。
我曾經在中國國家博物館的一個展櫃前足足佇立了一個小時。在恆溫的玻璃大櫃裏,柔和、迷離的燈光之下,一隻來自3 000餘年前的龐然大物如精靈般默默地與我對視。它似乎不是物體,而是一個巨大的問號。
它的重量達833公斤,高133釐米,長110釐米,寬79釐米,即便在今日,也是一個巨型容器。它的家鄉是河南安陽,誕生於遙遠的商朝,是迄今出土的、體積最大的商代銅鼎,也是當今世界上發現的最大的青銅器,名叫司母戊大方鼎。
站在它的面前,作爲一個企業史的研究者,我實在有太多的問題想要請教:那個把鼎鑄造出來的總工程師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在那個古遠的年代,他組織了一支怎樣的製造團隊來完成這個任務?他通過怎樣的管理章程,以保證鼎的質量和製造的效率?
大鼎不會說話。離開博物館後,我查閱了很多論文、書籍,終於發現,我不是第一個提出這些問題的人,甚至有些專家已經給出了部分的答案,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學者們在《商周考古》一書中便如此描述司母戊大方鼎的鑄造流程:
首先,它的鑄造者是一位化學家,對銅與錫的調劑比例應十分嫺熟,大方鼎的銅比例爲84.77%,錫爲11.64%,是一個非常恰當的合金配比。其次,他應該是一位工業美術設計師,能夠勾畫出精美絕倫的銅鼎圖案。再次,他必須是一位風力機械工程師,鑄造大方鼎的銅要到1 200℃才能熔化,所以必須有某種鼓風助燃的設備。第四,他還一定是冶煉家,大方鼎必須在較短的時間內連續灌注才能成功,當時使用的煉堝是熔銅量爲12.7公斤的“將軍盔”,以它800多公斤的重量,需80個以上的“將軍盔”同時進行溶化,這需要高超的冶煉技巧。第五,他肯定是一位優秀的管理學家,如果一個煉堝配備3~4個人,則共需250人左右同時作業,從場地上看,一個煉堝佔地起碼20平方米,因此其工作場地至少是2 000平方米的大平臺。專家們得出的結論是:要鑄造司母戊大方鼎,必須組建一個300~400人左右的工匠團隊,進行科學的工種分配,協同操作,掌握好火候、精煉程度、銅液灌注時間,以保證質量。
也就是說,這是一個技術密集型的製造工廠,司母戊大方鼎是工業化的寧馨兒。那個領導了數百人的工匠團隊的“總工程師”,如果我把他看成是愛迪生或亨利·福特式的企業家,大概沒有人會激烈反對。
所有這一切,均已不可確考,它們只是後人站在那隻大鼎前,震撼與驚歎之餘的一絲遐想。
而當我們以這隻3000多年前的司母戊大方鼎爲出發點,前去探尋漫長的中國企業史的時候,你常常會被失落、慚愧和羞恥所纏繞。因爲,在此後相當長的時間裏,我們一直沒有跨過這隻沉默的大鼎。
在世界工商文明史上,中國無疑是最早慧的國家之一。
中國人是一個善於經商——而且是特別善於並樂於經商的民族。
在遠古時期,人們就追求世俗生活,樂於此道,並以“商”爲國號,此後歷代,都有工商繁榮的記錄。早在漢代,哲學家王符就說自己所處的時代,從事工商業者十倍於農民,商業流通之盛達到“牛馬車輿,填塞道路”的程度。明清以降,“儒賈合流”,連知識精英也不再恥於言商。
晚清的龔自珍記錄說:“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必有賈,三十家之城必有商。”因此,說中國人“輕商”實在是一個莫大的誤會。
● 《浩蕩兩千年》
吳曉波著
中信出版社
(來源:中國經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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