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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蝗蟲”爲何捕殺不盡
昨天,有媒體報道稱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孔慶東1995年出版的《青樓文化》一書,被指剽竊了南開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教授陶慕寧1993年出版的專著《青樓文學與中國文化》,一時間引起軒然大波。就此問題,記者採訪了本市的部分專家和學者,有專家指出,因爲沒有這兩部書的樣本,無法進行甄別和比較,本着對當事者負責的態度,還不能對此事妄加評論,更不能下任何斷言。但是,他們對近些年高等院校頻發此類事件,均表示了深深的憂慮,紛紛稱:大學本該是一片學術淨土,如今這片淨土卻讓某些人弄得十分污濁,不僅褻瀆了學術的神聖,讓學校蒙羞,同時,勢必也會對未來的高等教育產生不良的影響,假如讓這種狀況持續下去,學術“蝗蟲”無休無止,中國的學術研究是沒有前途的。
據查,近年來,高校教師捲入抄襲剽竊案已不是個例,如果串聯起來,幾乎可以稱之爲“羣體事件”。這其中,既有名聞遐邇的名牌大學知名教授,也有一般院校的普通教師;既有位高權重的高校領導,也有剛剛入道的無名小卒。而這些被揭露出來的“倒黴蛋”,只不過是在這種大環境中所顯露的冰山一角,“以往,我們一些有成就的學術前輩,畢其一生之精力,也僅僅出過一部或幾部著作,現在則好,剛剛參加工作沒幾年,就能‘著作等身’,學問是靠嚴謹的科學態度和孜孜以求的精神,一點一滴做出來的,不是吹氣能吹出來的,試想,一年出一部學術著作或者發表多篇學術論文,就算沒有剽竊或者東拼西湊,其中的水分也可想而知。”本市一位專家這樣對記者說。
而一位長期在高校當教師、目前已調入某出版社工作的編審在談及這一現象的形成原因時表示:高校屢屢發生抄襲剽竊等學術腐敗事件,冷靜地想想,實質上與我們的大環境以及某些制度是有關聯的。他說,高校並非鐵板一塊,院牆外面所有的不良風潮,所有的弊端,所有的浮躁,高校也都會存在,只不過表現的方式稍稍有所不同而已。他指出,中國在近三十年來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特別是在經濟建設上,更是舉世矚目,但也不可否認,隨着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的道德水準和自身修養卻出現了種種問題。比如現在媒體經常討論的“老人摔倒了應該不應該扶一把”等,倒退幾十年,這種一加一等於二的簡單問題,用得着大家爭來爭去地討論嗎?還有,以前無論抄襲還是剽竊,是要受到公衆和輿論指責的。現在則不同了,當事者不僅很難受到懲罰,反而還會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和鼓勵,乃至出現了“越抄越火”的奇特現象,不知大家究竟是變得“寬容”了,還是變得麻木了?抑或別五十步笑百步,都在這麼幹?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高校中某些急功近利的教師做出有違道德的荒唐事來,也就在所難免了。我這絕不是在爲某些人辯解或者尋找理由,而是一旦形成某種“現象”,我們就要去尋找其社會原因,而不能只對某一個人開刀。其次,我認爲我們現今的職稱評定製度需要改革。比如從副教授到教授,要拿掉這個“副”字,就要在國家核心期刊發表多少多少篇論文,在國家級出版社出版多少多少專著。教師要兼顧教學與科研,有些科研項目,一輩子都不一定能夠完成,你機械地死板地要求他們一年發表幾篇論文或專著,這可能嗎?拿不出論文和專著,對不起,你就別晉升了。經濟社會,職位、職稱是與利益掛在一起的。你的職稱上不去,不但不可能帶博士生,或者拿到獨立主持的科研項目,連飯碗都難保。因此,一些人也就心存僥倖,面對身敗名裂的深淵,也只能縱身一跳,鋌而走險了。
針對出版社管理和把關這一問題,這位編審對記者說,我們已經進入了海量信息的時代。三十年前,全國各地出版社一年出多少種書,很好查閱的;三十年後,全國各地出版社出多少種書,你查上一年,也不會有什麼結果。因此,我們當下最緊迫的任務,還是要建立一個全新而有效的制度,用制度去制約人們的行爲,比如在公共場合隨地吐痰、吸菸罰款一千,吐痰人和吸菸人都會牢記爲自己的不良行爲所付出的沉重代價,不然,類似的事件仍會接連不斷地發生,這一點,酒駕治理和相關法律的出臺,應該是一個很好的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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