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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年前,我曾把羅賓·威廉姆斯主演的美國電影《死亡詩社》,當作最理想的教育樣本。影片裏的那段著名的臺詞,曾令我無限感傷——老師如是說:‘我們是一羣浪漫主義者。我們不僅僅是念詩,詩從我們舌間滑落,就像蜜糖。情緒高漲,女人亢奮,靈魂馳騁。’這樣的對白,讓我痛切地感到了恨憾——無緣跟這樣的老師相遇。”
直到朱大可發現王小妮這位現實中的詩人教師,他說:“海南大學的電影電視文學專業的學生有福了。”
朱大可把整部《上課記》看作是一個簡單的速寫本,線描了一個普通教師的細膩感受。
“我自己就教過各種類型的學生——高中生、自考生、電大生、成人培訓生、大學本科生、碩士生和博士生。”朱大可說,用一句惡俗的行話說,自己“算是‘教育戰線的一名老兵’了。”
初讀王小妮的隨筆集《上課記》,朱大可還以爲她是在給一羣中學生上課。在他看來,王小妮像是一位親切的中學老師,孜孜不倦地給出關愛、知識和啓迪。仔細多讀了幾篇隨筆後才發現,她竟是在給海南大學的本科生上課。
朱大可被這種戲劇性的誤會弄得十分意外。爲什麼會這樣?
仔細想過之後,他發現了一個很有說服力的答案——上世紀末的大規模擴招,導致學生越來越多,質量與日俱下,以致於給本科生上課,必須花費大量時間去彌補中學教育的缺失,甚至糾正錯誤,把被洗過的腦子重新洗回來。
因而他認爲,在某種意義上,當下國內衆多普通大學的本科,尤其是大一、大二,無非就是中學的高四和高五,必須充分延展中學教育模式,繼續以對未成年人的方式進行補課。“我和我的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的同事們,爲此有一個基本共識:但凡給本科生上課,主要目標就是幫助他們重構價值的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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