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報上說,在杭州的河南的哥有3500人左右,佔了的哥總數的六成。而這個數字,讓杭州城北不少有名的“的哥村”,也成了河南師傅的“據點”。
最近的新聞說,由於月收入始終在兩千元上下浮動,有一些河南的哥紛紛南下,以謀求更美好的生活。
而一些與這個城市已經“廝守”十多年的老的哥,他們,一直有着堅守的願望。
的哥王其良和楊國慶的家,直線距離不過400米。在這片以煙囪和電線杆爲主要風景的城郊接合部,每天凌晨四五點,上百輛出租車會像水螅一樣突然出現在道路兩邊,靜默而壯觀。
在杭州開出租車的河南籍的哥,有一半人住在這個直徑500米的輻射圈裏。他們20歲出頭就遠離農村老家來到杭州“淘金”——接近另一種真實而辛勤的陌生生活。
出租車,彷彿是他們命運的“二次選擇”。
裹挾融入大都市的自我暗示,這些來到杭州的河南籍出租車司機,用緊密“抱團”的方式取暖——爲了努力消弭與這座異鄉城市的界限,也爲了活得更有自尊。
走入他們,不是因爲他們的職業;讀他們的故事,是爲了讀我們自己。
漂泊,自由,生存……隱藏在職業和籍貫之下的,是想改變命運的決心和勇氣。
當我們在熟悉的環境裏喝着咖啡,有時爲了生存奔走在街巷高樓,是否曾經假設,在這個城市——在杭州,如果我是一個異鄉人,將如何面對每一個變化中的24小時?
50歲的王其良平均每天睡7個小時,去年查出患有糖尿病後,這一數字又有所縮減。因爲要按時吃藥,這個開了8年夜班、已經將日夜顛倒成“習慣”的出租車司機,不得不在每天中午11點左右爬起。
在咳嗽一聲都“穿堂響”的農民房裏,回籠覺,簡直是一種奢望。
王其良最討厭下雨天,對於開晚班的出租車司機來說,這意味着更麻煩的路況,以及更長的等待時間。
在聽到雨水敲打玻璃的聲音,確定又是一個雨天后,上午10點半,王其良訕訕地爬起。走廊裏跑來跑去的外甥,讓他有種莫名的煩躁。王其良喊了一聲女兒,示意她把孩子帶出去玩一會。
每天呆在10平方米的空間裏,難免不讓人心浮氣躁。更何況,王其良和老婆,一住就是十幾年。屋子裏幾乎沒有多餘的“道具”,一條看不出年份的橫幅貼在靠牀的牆上,隱約露出“歡度中秋迎國慶”幾個字。晾衣繩以對角線的姿態橫穿整個屋子,稍一擡頭,就會撞出一串晃晃悠悠的“共振”。
唯一透出明澈色彩的,是櫃子上供着的一尊菩薩,兩邊蠟燭的新痕,昭示着它的使用頻率。
金家堰72號這棟農民房的一層,是王其良一大家子的“地盤”。女兒、女婿的房間在走廊斜對面,兒子、兒媳則住他們左手邊的一間,更小,放了一張牀後,進去幾乎只能躺着。
三個房間,租金總共1200元/月,女兒、兒子每月象徵性地塞些錢給王其良,算是平攤。作爲家中收入最高的人,王其良也確實沒什麼好抱怨。大兒子現在在一家燈具廠給人開車,每個月收入三千出頭。“他不能開出租,脾氣太差,要出事的。”王其良10年前就說了這句話。
20年前,王其良還是個沒啥經營頭腦的小商販,每次把家鄉的河南辣椒賣到杭州來,都虧錢。後來開出租車,是楊國慶介紹的。那一次,兩人在光禿禿的武林廣場抽完了一包煙,“要麼試試看。”楊國慶拍着王其良的肩膀。
這個“試試看”,成了王其良與這座城市建立的最初信任。
中午11點這個時間,王其良的老鄉、同爲河南商丘人的楊國慶,差不多已經做出了200多塊的生意。
如果時間允許,他應該剛剛吃完一碗熱騰騰的河南燴麪,然後有一搭沒一搭地“規劃”下午的“收成”。至於“路上別太堵”這種期待,在杭州開車的楊國慶早就放棄了,“根本沒意義”。
同樣是1200元/月的房租,45歲的大鬍子楊國慶早幾年就租下了杭鋼生活區一套2室1廳的單元房。
“家族式羣居”,是河南的哥們最常見的“居住架構”。因爲省錢,也因爲習慣。
楊國慶的單元房裏,他和老婆住一間,隔壁是兒子和兒媳,每天都在一起吃飯。王其良也一樣,除了晚飯那頓要出車,中午家裏五六口人都會一起吃。
而吃、住、行的消費,每個“小家”又都默契地遵守着“AA原則”,這恰恰增加了這種“羣居關係”的穩固性。
中午12點,雨越下越大。
一個胖乎乎的年輕人衝進來,沒頭沒腦來了句“鑰匙”。這是王其良的女婿,在附近的半山菜場擺水果攤。王其良一句話都沒說,從腰間摘下鑰匙遞過去。小夥子開了自家的門,扛出一頂巨型遮陽傘,踩着水花急急忙忙又跑了。
對於這些河南籍的哥來說,幾百米外的半山菜場,是維繫人際關係的另一根“間接紐帶”。因爲很多人的老婆、孩子,都在菜場裏營生。
下午5點光景,剛交完班的楊國慶,決定去菜場裏轉一圈。此時此刻,他老婆李銀環和王其良的老婆,已經嗑着瓜子聊了10分鐘閒天。兩個女人的攤位離得不遠,一個賣粉絲、木耳等乾貨,另一個則賣雞蛋、鴨蛋、鵪鶉蛋等各種蛋類。
時不時有人經過,然後大家就用河南方言高聲打招呼,繼而抱怨一下天氣和油價。
在楊國慶眼裏,李銀環是整個菜場最漂亮的女攤主,而且總能跟每個老鄉打成一片。甚至跟經常來菜場買菜的杭州本地人,李銀環也能圓融地相處。這個時候,楊國慶就會對自己的“眼光”感到滿意。
自己曾刻意嘗試的融入,妻子卻能很自然地做到,這甚至讓楊國慶有些羨慕。
晚高峯的車流中,焦躁的喇叭聲此起彼伏,後視鏡裏透出王其良滿是倦意的臉。
再過一年,小外甥就要讀幼兒園了。找個本地人“通通關係”,弄所好點的學校,王其良不是沒有想過這一點。但手機電話簿上下拉了三四遍,他突然發現,竟找不出一個既要好又有資源的杭州朋友。
“這些年的車,是不是白開了?”這讓他又一次困惑於自己的工作,但後來還是說服自己了,“可能我的朋友還不夠多。”
相比之下,楊國慶的心態已經好了很多。對於1992年到杭州、11年前開始開出租車的楊國慶來說,兩件事確定了自己已經“融入杭州”:一、住進了單元房。二、“現在周圍鄰居要用車,都會直接給我打電話”。
與悶滯的王其良相比,楊國慶代表着一種明確的上升渴望,他堅定地相信,籍貫的差異,不會在自己和杭州之間造成隔離感。“否則,連續五年的優秀安全駕駛員,他們怎麼會評給我一個外地人?”楊國慶晃着紅彤彤的榮譽證書,似乎在爲自己的話佐證。
晚上7點多,半山路上的“河南老鄉飯店”人聲鼎沸。
楊國慶和張廣領、王先華、王營磊幾個老鄉坐在角落裏的一桌,這是他們最喜歡的位置。桌子上,啤酒瓶歪歪扭扭排成一列。
今天的主要話題是“如何應付醉酒乘客”,聊到興起的時候,楊國慶出去接了個電話,5分鐘後興沖沖地回來,大手在空氣裏一甩。原來,一個小老鄉想到杭州來開出租車,先打電話給楊國慶“拜拜山頭”。
換作五六年前,這根本不是什麼稀奇的事,因爲開出租錢好掙。但現在,除了錢難賺,老家的年輕人也都不愛幹這種“一坐十幾個小時”的活。“都是老頭子在開。”楊國慶戲謔道。
幾個人一商量,決定分頭去幫那個小老鄉探路。有人去打聽運營資格證的事,有人去車隊看看有沒有崗位。
這種藤蔓一樣的關係,是他們最熟練表達感情的方式。這種略帶江湖氣的友誼,能讓他們感覺到強烈的安全感。
但鄉情,也帶着濃稠的“半封閉”性質,像楊國慶、王其良等100多個的哥,都是河南商丘的。如果碰到從河南周口來的司機,大家也僅限於點頭之交,保持着有節制的疏離。
楊國慶們似乎始終在學習一種迴避是非、置之度外的能力。他們隱約覺得,這是融入杭州的條件之一。
半山生活區有2萬多住戶,其中河南籍的哥大概有近千人。
事實上,大多數本地人對他們還是有種隔離感。就在採訪前,一箇中年婦女還罵罵咧咧,對楊國慶說別佔她的“車位”,其實那裏只是綠化帶的邊緣,根本沒有所謂的車位。
凌晨2點,王其良從臨丁路一個小浴室出來。收工後去泡個澡,幾乎是王其良在杭州唯一的娛樂方式。不過,20塊錢的浴資,還是讓王其良肉痛,“水不夠燙”是他找到的抱怨性價比的理由之一。
在“商丘幫”中,命,是許多出租車司機說服自己和家人最妥帖的藉口,包括王其良。他覺得,來杭州開車就是冥冥的宿命。
等退休以後,王其良想回到商丘養老。離在杭州買得起一套房子的日子還遙遙無期,但在老家,王其良已經有了兩套商品房。
但楊國慶不同,他很有興趣進入“新杭州人”的收割機,那條傳輸帶,就是那輛四個輪子的綠色出租車,以及“兒女能爭口氣”的心理補償。
20年前,還沒長出絡腮鬍的楊國慶,從河南農村第一次來到杭州,偷偷摸摸半夜開黃沙車,因爲“外籍人員就業登記卡”的丟失而惶惶不可終日。他甚至捎口信給老鄉:“杭州不好混。”
現在,楊國慶再也不會承受這樣的煎熬了。
爲此,他付出的是20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