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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沙成塔,是由少到多之變;見微知著,是從小到大之變。我們身邊的變化,往往是這個時代發展前行最生動的註腳。
兩會前夕,本報記者採訪了四位基層代表委員,聽他們講述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種變化。從東部到西部,從城市到鄉村,雖然他們身處不同的地域和領域,有着不同的身份和職業,但是,他們共同感受着國家發展的日新月異,共同觸摸着社會進步的真切脈搏。
鄉村面貌之變——
從省級貧困村到市級新農村
【代表講述】陰雨濛濛的午後,在貴州平壩縣高峯鎮麻郎村,一戶人家正在立新房,村裏的勞動力都在幫忙添磚加瓦。
“這也就是條件改善了,擱以前,只要天一下雨,路上全是爛泥,村裏髒兮兮的,大家都不愛出門,幾天不見個人影。”全國人大代表、麻郎村黨支部書記劉喬英告訴記者。
麻郎村是一個偏遠的布依村寨,全村共有8個自然村寨,屬於貴州省一類貧困村,由於交通、信息閉塞,這裏的生活條件很是艱苦,缺水、缺路、缺衣、缺糧,2006年村民的人均收入僅450元。
“要想富,先修路。爲了修門前的那條通村水泥路,真是費了我好大的勁啊。”劉喬英簡單的一句話,背後是滿滿的辛勞。
村裏原先那條路根本不能稱之爲“路”,只是村民長年累月踩出來的,一下雨就稀巴爛,別說開車,步行都艱難。“村裏的年輕人好不容易找上媳婦,新娘卻接不進來,讓人看笑話。”劉喬英說。
這條曾經的爛泥路上留下劉喬英無數奔波的足跡,爲了爭取項目資金,她一遍遍往城裏跑。最終得到貴州省發改委和財政廳的支持,相鄰兩個村一起動手,修出一條12公里的路。以前從高峯鎮到麻郎村騎摩托車需要90分鐘,如今只需要20分鐘。這條路,給村裏人的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便利。
通過國家資金補助,麻郎村已有28戶村民搬進危改新房;以前需要走田埂去挑水喝的歷史一去不復返,取而代之的是方便乾淨的自來水;原來教室裏白天都透不進光亮的村小學,如今新立了一棟教學樓,還硬化了操場,修起了圍牆,3個村的200多名學生在此就讀,教師都是大專學歷以上……今天的麻郎村,村民年人均收入達2800元,村裏建起了活動中心、圖書室、衛生室,昔日的省一類貧困村變成市級新農村。
【數字看變化】2011年,中央財政對“三農”的投入首次突破1萬億元大關,達到10408.6億元。投入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資金840億元,農村公路建設403億元,計劃新改建農村公路約13.6萬公里。截至2011年9月底,全國共有鄉鎮衛生院37374個,村衛生室659596個,鄉鎮醫療衛生機構牀位103萬張。
企業發展之變——
從勞動密集型到技術密集型
【代表講述】說起這幾年的經濟形勢和發展趨勢,全國人大代表、浙江富潤集團董事長趙林中最深刻的感受,還是企業的模式之變。在他看來,眼下浙江等沿海地區缺工,很大程度是新一輪產業轉移的結果。
“有人形容‘用工荒’和‘就業難’就像‘鴛鴦火鍋’,很形象。這看似矛盾,其實都指向一個問題,那就是產業結構不盡合理,需要加快轉型升級步伐。”趙林中說,企業轉型升級確實困難不小,但不做只有死路一條。“像我們紡織企業,節能減排的任務很重。不過任何問題都有兩面性,節能減排壓力大了,迫使企業加快技術改造、實施清潔生產,最終帶來‘多贏’——既保護環境,又節約資源、降低成本,還能得到政府的補貼獎勵。”
大量製造業的北上西進,使得越來越多的農民工可以不必捨近求遠到東部打工。因此,東部沿海地區的一些勞動力密集型企業出現招工難在所難免。這些企業如果想招到人,就要拿出比內地企業更好的薪酬待遇。但這只是權宜之計,根本出路在於儘快提升傳統產業,從勞動密集轉型到技術、資金、人才密集型。
在趙林中看來,世界經濟復甦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上升,影響和制約發展進程的各種問題繞不開,躲不過,企業生存與發展的外部環境不樂觀,而且短期內可能難以改觀。“做久做長”是企業的現實目標。
【數字看變化】2011年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16.5%,高於規模以上工業增速2.6個百分點,而六大高耗能行業增長12.3%,低於規模以上工業增速1.6個百分點。18個工業行業淘汰落後產能工作進展良好,電解鋁、平板玻璃、煤化工等行業調控力度加大。
社會管理之變——
從政府一把抓到協會來分擔
【代表講述】“我深有感觸的是,各級政府這幾年對社會建設越來越重視,思路越來越開闊,成效越來越明顯,社會組織在社會管理中擔當的作用也越來越重要。”全國人大代表、廣州市律師協會名譽會長陳舒說。
陳舒是十屆、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他履職的這些年,正是加強社會建設、創新社會管理,推動社會建設大提速、社會組織大發展的時期。感受來自切身體會,他所在的廣州市律師協會就是一個典型的社會組織,他覺得,“這幾年越來越忙了,因爲協會在社會建設中的地位明顯提高,承擔的職能增加了不少。”
前幾年,拆遷戶回遷房屋“爛尾”問題在廣州比較多發,一個地塊居民的老房子被拆遷了,新樓卻因開發公司倒閉、建設資金緊張、報備手續不規範等原因“爛尾”,老居民遲遲不能回遷,產生不少社會問題。
政府找到律協,希望他們能夠發揮作用,律協組織律師幫受損失的羣衆打官司。現在,廣州回遷爛尾房的問題基本解決,也不需要政府付出太多行政管理成本。陳舒說:“廣州市還專門就此事召開了律師工作座談會,強調發揮律師協會在社會管理中的作用。老百姓的問題在社會領域就能解決好,不用事事找政府。”
律師協會如此,其他社會組織也如此。陳舒觀察到,自己身邊,各行各業的社會組織發育很快,表現很活躍。在這個轉變中,政府的執政理念也日益開放先進。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社會組織不僅能實現自我管理,更能協助政府化解社會矛盾,做政府與社會、羣衆的“粘合劑”。
“政府放下那些大包大攬卻做不好也不該做的事,才能抽身做好自己該做的事,從而真正實現職能轉變。”陳舒說:“在大力扶持發展社會組織的同時,也要着力提高政府對社會組織的管理水平,因爲社會組織不是公務員,所以不能簡單按行政管理手段,不能靠行政命令去管理,必須通過市場手段、財稅手段、法律手段去引導、監督。”
【數字看變化】截至2010年底,在民政部門登記的各類社會組織超過44萬個。2011年,我國城鎮人口首次突破總人口的50%,城鎮化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全國城鎮社區服務中心1.4萬個,社區服務站4.9萬個。
文化生活之變——
從單一形式到多樣選擇
【委員講述】“合肥大劇院現在每個週末都辦市民音樂會,網上可以提前訂票,每次上座率都很高。去的時間早就在湖邊散散步,看完節目之後,腦海中盤旋着優美的旋律,一路欣賞着城市的夜景,好不愜意。”說起這些,全國政協委員、安徽省戲劇家協會副主席侯露的表情很陶醉。
侯露一直在文化部門工作,尤其關注文化產業領域的變化,對這幾年文化產業的迅猛發展,侯露感慨良多。
“四五年前,我所在的城市幾乎沒有像樣的文化產業,大家所能想到的文化娛樂形式無非是電影院、歌舞廳、遊戲機房。現在,安徽的文化產業一片蓬勃景象,出版集團、演藝集團、影視集團……各種類型的文化產業大量涌現,日益豐富的文化娛樂設施和文化產品爲廣大人民羣衆擺開了文化盛宴。”
近幾年,安徽文化產業增加值連續保持30%的增速,文化產業佔GDP比重達到4%,正在成爲新的支柱產業。在安徽省“十二五”規劃中,到2015年,文化產業增加值將超過1200億元,這是讓每一位文化工作者都爲之振奮的目標。
侯露喜歡“接地氣”。“政協委員參政議政,不是說‘菜鹹了加點水,菜淡了添點鹽’,隨隨便便想到啥建議就提出來,而是必須到基層調研和思考,發現問題,尋找解決之道。”
“短短這幾年,文化產業的發展變化讓合肥市民的生活質量得到了提升。生活有了品質,人們的幸福感自然就會增加。這一屆政協委員任期將滿,我會繼續認真履職,把權利用好,把責任擔好,繼續用自己的專業技能爲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貢獻一份力量。”
【數字看變化】2011年,全國共有藝術表演團體2481個,博物館2571個,公共圖書館2925個,文化館3276個,全年生產故事影片558部,科教、紀錄、動畫和特種影片131部。出版各類報紙467億份,各類期刊33億冊,圖書77億冊(張)。
(本報記者張音、於洋、汪曉東執筆,記者汪志球、顧春、賀林平、錢偉採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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