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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奎松先生的《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系之謎》一書全面展示了在西安事變之前,在事變期間,以及在事變善後的過程中,張學良和中共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中共對於整個事變起過怎樣不可忽視的作用。這本書也首次全面披露了中俄兩國檔案中僅存的有關張學良要求入黨問題的幾份珍貴的檔案文獻,並且結合相關史料,具體地介紹了張學良提出入黨要求的經過,和中共中央及共產國際所做出的不同反應。
隨著張學良先生去世,大陸報紙雜志乃至網絡上突然刮起一股旋風,將過去那種否定中共作用的說法刮得無影無蹤。人們迅速開始走向另一個極端,轉而熱衷於談論這樣一個驚人的話題:原來『張學良是中共黨員』!!
關於張學良是中共黨員的最權威的說法,來自於閻明復(原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張友坤(張學良研究專家)的證詞實際上亦來自於閻的說法。而閻明復的這一說法,又來自於另外兩人。一為前東北軍將領,後來成為中共將領的呂正操。據閻回憶,他受命參加了張學良的葬禮之後去看望同樣年事已高的呂正操,是呂說了一句:『張漢公是共產黨員。』一為前東北籍大學生,後主持過東北軍史整理編輯工作的宋黎。據他回憶,宋黎說過,當年宋曾特別就此問題請教過西安事變前和西安事變期間曾經代表中共中央在張學良身邊工作過的葉劍英,說『葉帥給予了肯定的答復』。宋說他已把葉帥談話內容記錄下來,裝進保險箱,准備死後再拿出來交給中共中央。但是,閻的回憶文章也明顯地存在著一些問題。比如,他說他在1995年夏天去過蘇共檔案館,偶然發現了1936年12月初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的一份電報,電文內容就是關於中共應該從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中的先進分子裡去擴大自己的隊伍,而不應當靠吸收軍閥入黨來發展黨。他緊接著強調:『以後的事態表明,盡管共產國際明確表示反對張學良入黨,中共中央仍決定發展他入黨。』在這裡,閻所『發現』的電文內容,與莫斯科1986年就已經公開的共產國際1936年8月15日政治指示電的內容幾乎完全相同,共產國際是否在12月初又再度就此致電中共中央頗讓人懷疑,會不會閻『發現』的就是8月15日政治指示電?而其後所謂『以後的事態表明』如何如何,邏輯上更不能成立。因為,共產國際8月15日政治指示電已經明確否定了中共中央關於希望吸收張學良入黨的提議,如果中共中央真有『仍決定發展他入黨』的措施,也應當是在8月政治指示電到達之後,而斷不致拖到12月初共產國際再來電報反對之後再來采取。何況,此時距離西安事變的發生不過幾天時間,葉劍英等有資格將此一決定告知張學良的中共代表也不在西安,如何實現此一『發展』?當然,閻文對於中共中央是否真的發展了張學良,也不能肯定。他的說法是:『現在不清楚的是,中共中央吸收張學良入黨的決定,有沒有通知張學良本人?葉帥同宋黎的談話記錄將會揭開這個「謎」。』
寄希望於當事人之一的葉帥的回憶,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是,第一,現在還沒有人看到過宋黎的這一記錄;第二,我們也很難確保宋黎的轉述不會與葉帥敘述的原意有所出入;第三,就證據而言,任何回憶,更不要說經過了幾十的回憶都必須要有相關的文獻資料加以印證纔比較可靠,而目前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俄國,僅存的三件可以反映張學良入黨問題的文獻資料,都還不能支持上述說法。1936年6月30日劉鼎給中共中央電報,只提到張學良要求加入中共;7月2日洛甫代表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的電報,也只提到我們『將來擬許其入黨』;8月15日共產國際政治指示電,也只是說明:對『你們關於接收張學良入黨的通知』,『我們感到特別不安』,強調『不能把張學良本人看作是可靠的盟友』等。
有學者說,在共產國際回電之前,張學良與中共中央領導人已有電報開始以『同志』相稱,由此可以看出雙方關系已達到組織關系的程度,這種說法更不能成立。不錯,7月3日張學良有信稱周恩來為『同志』,強調此間必須有6個月准備工夫;8月9日毛澤東等也有信稱張學良為『同志』,並肯定『八月個來的政治關系,證明了你我之間的完全一致』。但以『同志』相稱,即使在當時也並非就是共產黨人之間的一種專利,它充其量只能表明雙方之間進一步的信任。何況,雙方之間的來往信件,直到西安事變,更多的也還是在使用『兄』的稱呼。這和共產黨人之間內部通信的習慣也不盡相合。
有沒有這樣一種可能性呢?即中共中央於7月2日告訴共產國際,他們尚未正式決定吸收張學良入黨,但『將來擬許其入黨』;而事實上,他們已經基本上達成了一致,有意接收張學良入黨;只是因為張的身份太過特殊,為穩妥起見,纔對共產國際把話說得比較委婉,以試探後者的反應。毫無疑問,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甚至,我們也可以猜測,因為葉劍英還不具有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資格,共產國際來電前,他已受命前往西安,已經了解了中共中央對此事的態度,然而中共中央在接到共產國際政治指示電後,因為擔心拒絕吸收張入黨可能對紅軍與東北軍的統戰關系造成十分不利的後果,故未能就拒絕吸收張學良入黨問題達成完全一致的意見,葉因此在由陝北動身前往西安時也並未得到確切的拒絕吸收張入黨的指示。就我而言,我相信這種可能性未必一定是不存在的。但問題是,我們也不能否認還存在著另外一種可能性,即由於共產國際是中共中央的上級指導機關,且這時的中共中央和紅軍要想根本改變自身危險處境和取得蘇聯援助,也必須指望共產國際的支持與援助。在這種情況下,當共產國際明確表態反對吸收張學良入黨時,以留蘇學生為主的中共中央領導層很難陽奉陰違,抗命不遵,擅自秘密接收張學良入黨。可為有力佐證的如中共中央此後發展新疆統治者盛世纔的例子。與張學良不同的是,盛世纔因為治疆以來即奉行親蘇政策,一直頗得蘇方好感。故當其向中共中央提出入黨要求時,中共中央自然認為莫斯科同意的可能性較大,故准備接受盛世纔的要求。不意,在征求共產國際意見時,共產國際同樣表示反對。盡管中共中央領導人對此並不十分理解,他們還是派任弼時當面向盛世纔婉轉地表示了拒絕的態度。
當然,不論張學良入黨問題之謎能否徹底揭開,我都不認為『歷史即將改寫』的說法可以成立。這是因為,即使中共中央具體實施了吸收張學良入黨的行動,張學良也得知了這一決定,它也不能改變張學良與中共關系的實質。即張學良至多不過是一個所謂的『特殊黨員』,而非一般意義的共產黨員。換言之,兩者無論就政治標准、思想意識、組織關系,還是就相互地位而言,其實與決定吸收張學良入黨前,都沒有也不可能有重要的改變。事實上,西安事變發生後,中共中央依舊采取的是毛澤東2月間『依據實力原則』提出的,一旦雙方共同行動,『國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聯軍總司令可推張漢卿擔任』的方針,公開奉行以張為首的政策。在整個西安事變策劃和實行的過程中,張學良也依舊是我行我素,一切以自我的意志行事,並不受中共中央的指揮。這也正是為什麼,當事變結束,張學良被囚之後,盡管身陷囹圄,命運未卜,他第一位考慮的仍舊是東北軍的前途問題,生恐東北軍繼續與紅軍保持統戰關系,會造成難以預測的嚴重後果。故他明確建議蔣介石把東北軍盡快調離陝甘地區,脫離中共與紅軍。由上不難了解,不論是從中共中央的角度,還是從張學良的角度,張學良入黨與否,都不可能改變這一時期雙方關系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