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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劉超德國康斯坦茨大學法學碩士
德國康斯坦茨大學外景
德國康斯坦茨大學校園一角
回國進入教育諮詢行業以後,常有人問我國內和德國高等教育的異同。所謂『生於南則為橘,生於北則為枳』,中外教育模式、觀念的異同,很難從文化、社會等客觀因素中割裂出來單獨評判,但這並不妨礙我將三年留學生活中的小故事與大家分享——
語言不是考過的
剛到德國時,我算是個文盲,因為我剛學會發音就提著大包小包登上了飛往法蘭克福的飛機。在德語課上,面對老師布什女士用德語教德語這樣一個前所未有的局面,我除了癡癡地望著她外別無他法。經過三個月的努力後,我終於已經能咿咿呀呀地說些復雜句式了。當布什女士微笑著對其他幾位同學說『他最初只能說幾個單詞,現在已經能說從句了』時,我猜想她下一步是不是會塞給我一個奶嘴。又過了兩個月,我昂首大步進入了高級班。
可幾天高級班的學習讓我發現,這種教學對於我參加DSH考試(相當於德語的雅思)幫助並不明顯。因為德國的老師不像國內的老師那樣花很大工夫在培訓我們的應試技巧上。大約兩周後,我就實在無法忍受每天做小游戲這種沒有『效率』的教學方式了。我開始按照自己的步驟,每天做從國內帶來的DSH模擬題,悉心摸索題型的規律,很快就逼近了DSH的分數線,於是躍躍欲試地准備報名DSH考試。布什女士並不理解,在她看來我的德語水平還不能很好地適應德國的學習和生活。我頗有些得意地向她宣揚我的理念:『學習德語和通過德語考試是兩回事。這次不考,就要再花半年學德語。半年太久,我只爭朝夕。』可布什女士不但不鼓勵我,反而苦口婆心地說:『如果你說不好德語,通過了考試又怎樣呢?』
長久以來,受大環境影響,我們的學習不知不覺變得功利,總是為了通過某一門考試來邁入更高的門檻,卻並未真正為了掌握某一門知識而認真學習。
追求學校還是追求學習
高考在我國是用來衡量一個孩子成功與否的裡程碑事件。想當年同班的表哥成了本地高考狀元,身披紅花站在卡車拖斗裡繞縣城一周,接受群眾的歡呼與掌聲,風光無限的同時,也讓未能躋身頂尖大學的我有些不甘。進入德國九所精英大學之一的康斯坦茨大學(Universitt Konstanz),我那顆受傷的心收獲了遲到的慰藉。
其實收獲的不只是那一絲慰藉,還有些許膨脹。
風景優美的康斯坦茨除大學(Universitt)外,還有一所Fachhochschule,雖然實質與我國的應用型本科相差無二,但我還是固執地通過中文直譯來親切地呼喚它——技校。每次遇到『技校』的學生,我都會像電影《大開眼界》中那逢人便說『我是一名醫生』來彰顯身份的男主角一樣,微笑地伸出手說:『你好,我來自大學。』
有天我住的學生宿捨搬進來一個在『技校』讀書的科索沃小伙亞瑟,身高7尺,雄壯異常。得知我曾參加德國足球地區聯賽,亞瑟倍感激動,從此就經常拉我一起參加大學的訓練賽,這一來二去就熟絡了些。只因小伙兒在日常學習生活及足球中幾乎全面落於下風,我便終日飄飄然如在雲端。不承想有天風雲突變,小伙兒突然不經意地問我:『超,你們通常多少人一起上課呢?』我撇撇嘴:『大概100人左右吧。』他說:『那你們能學到什麼呢!還是我們學校好,每堂課的學生都不多,有時就四五個人,老師能照顧到每個人,我能學到更多的東西。』此言既出,我頓時愕然,先前建立的所有優越感瞬間坍塌如墜雲端。
當名校變成學生的唯一追求時,考名校已不再為學知識。感謝亞瑟的一記悶棍,讓我重新思考學習的意義。
一個學生的課堂
在德國時,我的生活一直比較單調,『學校—超市—家』這三點一線的生活是常態。比較慶幸的是一直有摯友老李。老李大我一個月,山東人,本是國內某985大學生物工程專業在讀研究生,後被慘淡的就業前景所警醒,索性半路出家到康斯坦茨大學讀經濟學碩士。
一天,老李從學校一回來便迫不及待地給我講他的遭遇。原來,老李這學期有一門選修課《資本市場》,任教的老教授君特·弗蘭克是經濟系主任,在德國經濟學界享有崇高威望,據說在歐盟理事會中也有席位。可讓人詫異的是,這門課只有三個學生——如果說怕弗蘭克的考試難而不敢選倒也不稀奇,稀奇的是只有三個人的課堂卻由這樣有分量的教授來任教,這在國內完全不敢想象。且另外兩位同學很少同時來上課,總是很有默契地間歇性消失。這天,眼看著上課時間要到了,另外兩位同學也沒有要來的意思。老李不由得暗想,今天聽課的怕是只有他一個人了,不知弗蘭克是否會掛不住面子並就此『罷課』。時間一到,弗蘭克准時出現,望著只有一個人的課堂,只是皺了皺眉頭便平靜地從背包掏出講義,一對一給老李講了兩個小時,板書密密麻麻地寫滿了兩塊黑板後又擦了再寫。故事講到最後,老李不住感嘆:『打從娘胎裡出來,我們什麼時候受過這種待遇?』
德國大學課堂出現一對一授課的形式讓人感慨。假使有朝一日國內大學也驚現如此場面,不知有多少教授能像弗蘭克這樣『淡定』。
文並圖J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