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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需要漫長的積累過程,文化建設特別不適宜“大生產運動”。“大動作”、“大手筆”貌似“疾雷破山”,“飄風振海”,其結果可能是滿目瘡痍,慘不忍睹。
文化建設從來沒有提到現在這樣一種高度來認識和踐行過,這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理性思考,也是文化自覺自信中的全民共識。文化是確保經濟社會平穩長久運行的最本質的潤滑、引領與助推。文化建設的根本目的是讓人生活得更美好,讓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更加友好和諧地相處共生。而既詩意又理性、又有尊嚴地棲居生存下去,正是人類的恆常之道。
文化建設從骨子裏
要守望常道
守望常道既是一種價值判斷,也是一種審美判斷,而這些判斷的標準,是在人類發展進程中集腋成裘的。文化建設尤其是一種規律性很強的複雜工程,因此,越想大發展大繁榮,就越需要遵循規律,知常守道。
“道”是什麼?“道”是難以逾越的法則,“道”是人類實踐活動反覆證明了的那些不可撼動的文明結晶。人類雖然在種族、社羣、宗教、國家之間有許多衝突,但也有許多共同點,比如爲人要善良的樸素理念,儒釋道無不認同遵從,並大加詮釋倡揚。即使是基督、天主、伊斯蘭教,也無不把善行作爲其教會主旨之一。人類文明儘管探索的路徑不同,但在其本質上,一些基本法則是殊途同歸的。當我們苦苦在西方文明的發展路途上尋找寶石時,其實發現許多閃光的東西是我們曾經有過的,並且我們的更存之久遠。今天的文化建設,首先是對這部分人類“常道”文明的持續宣講與擢拔,只有這種建設,才與以開放心態擁抱世界的中國的未來面目相協調,否則,我們的文化建設可能是牆體築得越高大牢固,越與主觀願望背道而馳。
我們常常犯常識性的錯誤,比如在經濟建設中“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原則,現在幾乎氾濫到社會各個領域,幹什麼都想以最小的投入獲取最大的回報,以至於“以誠實勞動安身立命”這些人類最應堅守的真理,被貶損爲“不開化”、“舊觀念”、“死腦筋”、“落伍”、“呆板”的化身,成爲一些文藝作品的批判對象,這就表明我們的文化出了問題,我們在很多問題上失卻了常道。日本一個現代企業家叫澀澤榮一,他著了一本書叫《〈論語〉與算盤》,主張“道德經濟合一”的經營管理思想。以仁愛、誠信爲根基,既打“算盤”,更講“見利思義”,可惜我們今天的經濟建設缺少這樣的文化統領和精神照耀,其實我們昔日的晉商、徽商有許多就是這樣的思想家,他們追求“義利合一”的“商道”,《論語》加“算盤”的思辨,也正是我們今天文化建設、經濟建設應該借鑑的哲學思考。問題是我們在許多價值判斷上還都處於一種懵懂狀態。文化建設,最根本的是要從骨子裏守望人類常道。持守恆常價值,是文化可持續發展的根脈,這個一旦抽空,或被戲說、嘲弄、顛覆,文化建設就是一種在廢墟上鼓起的氣泡,看似五彩繽紛,實是轉瞬即逝的幻景工程。
文化建設在過程中
要戒除浮躁
我們現在確實迎來了最好的文化建設機遇期,但把握不好,也可能成爲最大的泡沫期。我們已習慣於聽到文化建設中這樣的話語:得有“大手筆”,搞幾個“大動作”。“大動作”未必帶來大發展大繁榮。“大動作”帶來“大思路”、“大規劃”、“大活動”,繼而就是“大圈地”、“大翻版”、“大折騰”。而文化建設更需要用心來經營,用心經營的過程,正是文化化育、化人的過程。德國科隆教堂建設了632年,是歐洲建築史上建造時間最漫長的建築物之一,不僅成爲科隆城的象徵,更成爲德國宗教、民族、藝術統一的象徵,它折射出了一個民族持之以恆的精神情態。其實我們也不乏這樣真正的“大手筆”,龍門石窟歷經400餘年刊石而成,重慶大足石刻的主要建設工期也耗時5個多世紀,而敦煌莫高窟從公元3世紀持續到13世紀,整整經歷了一千多年的雕琢磨礪。這不僅是在考驗建設者的耐心,更是在考驗一種文化的生命力。我們如果永遠是“擊鼓傳花”式的短期行爲,既要求“大”,又要幾年、甚至幾個月“大見成效”,就必然是“大製作”文化垃圾的所謂“大時代”。
文學藝術創作更是如此,司馬遷終其一生,“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曹雪芹“披閱十載,增刪五次”,方纔使《紅樓夢》成爲民族文化不動產。當然,那是一種相對封閉的時代,今天的信息高速,已把世界填塞得腹滿腦漲,把步履逼得踉踉蹌蹌,想停下腳、靜下心來“披閱十載”,確實需要很強大的精神定力。但文藝創作又是不用心過濾、不用心凝結而不能成其器的特殊勞作,長期囫圇吞棗,粗放出品,甚至把庸俗、低俗、媚俗氾濫當繁榮,就會形成一個民族的藝術審美水準定勢。要想通過這樣的大發展進入世界文化對話平臺,豈不南轅北轍乎?文化消費的如飢似渴,必然催生文化產業的手舞足蹈,繼而引爆產品製作的異想天開和粗製濫造,被逼得急了,不爭西門慶的故里,就會爭王婆的故里,這是急功近利的浮躁建設的必然怪胎,若不清醒應對,可能強爭賈府寄生蟲薛蟠故里的日子還在後頭。
文化建設更應注重對已有經典和原創精神的保護和鼓勵,否則,我們講創新,容易使一些急於求成者在經典上“殺雞取卵”。不“戲說”,就“穿越”,有的甚至完全顛覆了已有的精神價值,這種創新,必然使我們已經形成的民族文化根基產生動搖。長此以往,必然會喪失對自己文化的敬畏與應有尊重。一個文化根基看上去十分邪僻、怪誕、不周正的民族,你用哪一隻腳立於世界民族文化之林呢?文化是一種積累過程,特別不適宜“大生產運動”。“大動作”、“大手筆”貌似“疾雷破山”,“飄風振海”,其結果可能是滿目瘡痍,慘不忍睹。文化建設更應追求從過程中產生和釋放凝聚人心、鼓舞鬥志的力量。而前赴後繼、持之以恆、堅忍不拔、嘔心瀝血、日積月累、聚沙成塔等精神資源,正是文化建設的本質能量,中華文明薪火之所以傳承不息,也正在於這種能量的持續積蓄和揮發。
文化建設於理性上
要推崇批判精神
中國正面臨着民族復興的偉大時刻,但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真正的復興是中華文明能否永久立於世界之林。漫長的歷史告訴我們,唯有文化的深積厚存,文明的所向披靡,纔是強大的根本。現實生活中那些沒有經過文明洗禮的暴發戶,是不可能真正受人敬重的。因此,文化建設在今天被響鼓重槌地擂動,纔是這個民族真正的覺醒和奮起。但文化建設遠比經濟建設複雜,人類有多少顆大腦,就有可能產生多少種思考,有多少種人性律動,就有可能產生多少種生活方式。文明其實是一種溝通,讓不同的大腦和不同的生活方式,在彼此能夠接受並感到比獨自行動更加美好的空間中相攜共生,是文明的初衷。愉快地接受別人,也被人愉快地接受,並在公衆生活中彼此都獲得做人的尊嚴和發展,這是文明的目的。因此,在文明的建設中,理性的批判精神應始終處於主導地位。因爲,適應他人,包容他人,是需要理性的,而理性的批判精神是一個民族能夠保持文化先進和永久活力的最可靠的“矯正器”。一個沒有文化批判精神的民族,惰性和羸弱就必然酣睡在其臥榻旁。
我們今天對傳統文化的繼承,自然應包括對諸子百家批判精神的溫情回眸。任何聖賢都會有歷史侷限,無論中國的孔孟、老莊,還是“古希臘三賢”,也都有時代進步後的“盲區”。就像《三字經》、《弟子規》再好,面對今天的學子,也是需要用批判眼光加以辨析繼承的。對於西方現代文明同樣也應保持批判的清醒。西方自身也一刻沒有停止過對自身文化的檢討和批判,我們一旦盲從於某種思潮或西方固化模式,很可能陷入其中不能自拔。尤其是面對全球化的文化消費娛樂方式的淫浸氾濫,我們的批判尚欠缺力度,如若任意恣肆,可能造成長久的文化扁平甚至墮落,讓整個民族的精神提振失去一次絕好的機會。因此,文化建設必須築牢自己的根基,包容天下的優長,持守恆常價值,保持批判理性。否則,自信可能成爲自大,借鑑可能成爲深陷,而自大和深陷,正是今天文化建設的矛盾兩極,唯有增強理性批判精神,方有可能真正找到發展繁榮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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