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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躍新繪(新華社發)
作為家政服務人員,她(他)們通常只身一人來到城市,在陌生的家庭從事煩瑣的勞動,工作累、待遇低、精神壓力大,最需要理解、關心與幫助,其合法權益更應得到保護。
家政人員的辛勤付出需要社會尊重。只有將心比心,讓家政人員真正成為『家』裡的一分子,纔能消除誤解,讓家政服務更順心。
收入低——
家政員活累、事多、壓力大,所得到的收入與勞動付出不成比例
『保姆這個行業不好做,但是為了生活,我還要繼續做下去。』在北京一家家政公司,40多歲的詹大姐告訴記者。
詹大姐家在湖北農村,山區收入低,生活不容易。2003年,她離開兩個尚還年幼的孩子,只身一人走了出來,來到北京。為了給家裡掙更多的錢,她選擇做了一名家政員,這一乾就是近10年。
『我睡覺不好。』因為這個原因,詹大姐換過很多『東家』。剛到北京時,她在月壇南街,照顧一位80多歲老太太,每月的收入只有500多元,老太太生活規律性強,晚飯吃得早,睡得晚,『每天下午4點半我們就吃完晚飯了,晚上我總是覺得很餓,可也不敢自己一個人吃東西。』詹大姐告訴記者,除了做飯和打掃衛生,她還要陪老人散步,『老人很古板,一旦看不見你,她就會四處找;在一起,又嫌你礙手礙腳。盡管這樣,我也只能小心翼翼地陪著她。』
後來,詹大姐來到另一個家庭,照顧一個9歲的男孩,『他與我女兒一樣大。』這種感覺讓詹大姐對孩子傾注了更多的愛心。那時候她負責接送孩子、做家務、做飯,雖然一個月也只有500多元收入,十分微薄,但她仍然覺得很溫馨。
詹大姐在一個家庭工作最長的時間有4年半,照顧一對從美國歸來的夫妻,他們住在350平方米的大房子裡。但富裕的家庭並未給詹大姐帶來更多工錢。2007年,她每月工錢只有800元到900元。雖然到第四年漲到了1600元,但過春節,她得到的紅包也只夠買一張回家的火車票。她最短的家政經歷只有10天,雖然這家答應每月支付2400元的工錢,但因為嚴重失眠導致精神疲勞,思想壓力很大,僱主也不滿意,她最終選擇了離開。
詹大姐的經歷是成千上萬保姆中的一個縮影。她們只身一人,在陌生的城市獨自打拼,工作累、待遇低、壓力大。對她們來說,最需要的是全社會的關心與幫助。
詹大姐的丈夫在武漢乾建築,夫妻二人每周只通一次電話。面對生活的艱辛,詹大姐從來都是一個人承擔,不願意在電話中傾訴。為了多掙些錢,詹大姐通常一年只回一趟家。
去年,詹大姐母親病重,她擠出時間,趕回老家看望母親,一片赤子之心卻沒能讓母親留下……提到這裡,詹大姐默默流下了眼淚。
詹大姐沒有念過書,她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兩個孩子身上。今年,兒子已經上四年級了,但是學習成績並不好,去年又留級一年。在電話裡批評幾句,兒子卻理直氣壯:『你沒管我,都是奶奶管我……』詹大姐無話可說,只能擦乾眼淚繼續去工作。
誤解多——
在不少家庭,僱主甚至不讓保姆上桌吃飯,彼此十分隔膜,工作怎能做好?
『我們最需要的就是尊重。』剛剛乾家政不久的小王認為。小王來自河北邯鄲,今年20多歲,大專畢業後先在一家電子工廠做裝配工,由於工作強度大、休息少、工資低,她最終離開這家工廠,來到北京做家政。『家政服務業缺口大,需求高,我覺得這會是一個很有前景的職業。』小王認為,她性格比較隨和,應該適合這類職業。
小王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個家庭整理家務、打掃衛生、燒飯做菜,與一家人的關系也算融洽。但很快,不愉快的事情發生了:一次僱主家來了親戚,洗澡時,隨手將自己佩戴的項鏈放在了浴室裡。洗完後,項鏈怎麼也找不到了。這位親戚懷疑是小王做了手腳,竟徑自衝進了小王的屋中翻箱倒櫃地找。
『她懷疑我,這沒什麼,我也沒往心裡去,但是她那樣隨便地翻我的東西,我心裡就特別不是滋味。』事後,家人在浴室找到了項鏈,『洗刷』了小王的冤屈,這名親戚也向小王賠禮道歉,但小王還覺得很委屈。
小王發現,不同年齡的家庭對保姆有不同的要求。與年輕人相比,中老年人講究得更多,而且有時候一些人還會擺出一副『主人』的架子,對家政員吆五喝六。『他們不希望看到我們「閑著」,總覺得我們可能在「偷懶」,所以我們有時候得一直忙下去,很難休息。』
家政人員的辛勤付出更需社會尊重。只有將心比心,讓家政人員真正成為『家』裡的一分子,纔能消除誤解,讓家政服務更稱心。
40多歲的劉大姐來自安徽,從事家政服務業已有15年之久。她告訴記者,家政員都希望能融入僱主家庭,希望成為家庭當中的一分子,這樣能增強責任感,乾起活來纔痛快。但是,在不少家庭,僱主不僅不把家政員當自己人看,甚至不讓上桌吃飯,彼此十分隔膜,工作怎能做好?
『雙方需要經常溝通,這樣纔能彼此尊重。』劉大姐說,現在她所在的家庭對她很關照,完全把她當家人來看待,劉大姐兒子結婚時,這家人還忙著跑裡跑外,幫助籌備婚禮,這讓劉大姐非常感動。『這家人給了我「家」的歸屬感,我想我也會在這個「家」一直做下去。』劉大姐對未來充滿了期待。
維權難——
一些家政公司連基本的勞動合同都不提供,一旦出現勞動糾紛,連說理的地方都沒有
『錢是討回來了,工作卻丟了……』42歲的張大姐來自四川綿陽,從事家政工作已10餘年,談及自己曾經的維權經歷,她依然記憶猶新。
『我當時在北京西郊一戶人家當保姆。』張大姐說,那戶人家住著近300平方米的房子,收拾起來很麻煩,工作量大、休息少、強度高、要求嚴。張大姐在這個家庭工作了一個月,眼看就能拿到工資了,結果意外發生了:
『那時是10月份,天氣即將轉涼,一天僱主要我開窗通風。但是她家沒有紗窗,屋裡暖和,外面的蒼蠅飛蟲就往屋裡飛,我趕也趕不過來……』張大姐說,碰巧那時僱主正在用餐,眼前一只蒼蠅飛來飛去,僱主十分生氣,讓她趕緊把蒼蠅趕走。最後,張阿姨在餐桌上打死了這只蒼蠅,引來僱主一頓數落。張大姐頂了幾句,僱主更加生氣,一怒之下,就將張大姐辭退回了家政公司。
『我跟僱主簽了合同,這是違約。』張大姐說,自己跟公司、僱主談了好久,纔最終拿到了那個月的工錢,但還是跟公司鬧了不愉快。幾天後,她被迫離開了這家公司。
『我們上崗的時候非常簡單,什麼三險五險的都沒有……』從事家政工作的小胡告訴記者,現在,家政行業門檻很低,一些家政公司租一間地下室,擺上幾張桌子,就開門營業了。
小胡說,她們公司裡保姆很多,但水平能力參差不齊,學歷不一,從目不識丁到中專、大專學歷的都有。上崗前,公司會進行簡單的培訓,但也只是怎麼拖地、怎麼鋪床等基本服務技能,『這些大家不教也會,我們更需要的是了解如何與僱主有效地交流,和僱主相處。』
小胡告訴記者,除了一份意外傷害保險,一些家政公司甚至連基本的勞動合同都不提供,更不用說還有很多保姆是老鄉、親戚介紹上崗的,一旦出現勞動糾紛,連個說理的地方都沒有,『乾我們這行,風險太大了……』
專家表示,目前家政行業良莠不齊,相關法律法規還不健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一方面,廣大家政人員需要提昇自身的法律意識與維權意識,一旦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侵犯,主動使用法律武器來保護自己;另一方面,家政公司也要完善對家政人員的基本保障,比如提供三險五險,及時開展就業培訓,提昇家政人員的綜合素質與服務能力,維護她們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讓家政員的工作更安心、更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