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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貨幣首先是大一統的,且安全係數很高。中國歷史上經歷過不少政權更迭,國雖不在,但其貨幣往往還在。像宋朝當時在戰場上雖然被西夏、大遼和金欺負,但這三個政權都偏好使用大宋的貨幣。這也駁斥了這樣一種說法,認爲中國貨幣主要得益於中國集權模式的效能。其實,中國的貨幣既靠權力,又不完全靠權力,它是一個依靠權力來運作的系統,有架設於權力之上、且獨立於權力的穩固性,某種程度上,貨幣的生命力比政權還要持久。
然而,中國貨幣的先進,並不能代表中國金融的先進。貨幣只是金融交易中的一個方面,如何交易和交易的目的,則涉及到信用和信用系統。信用的缺失,一直是中國金融的軟肋。沒有信用,中國的金融就不可能真正實現高效。這一缺陷早在宋朝就有隱約的體現。
宋朝作爲軍事弱國、經濟大國,其貨幣充當當時的亞洲貨幣,即“亞元”的角色,也類似於今日美元的地位。但是,大宋最終還是沒能完成向資本主義的轉變,即便王安石的改革也未能實現這一推動。僅看王安石在金融上的變法創新,就可以看出當時的宋朝雖然已經走到資本主義的門口,卻因爲金融信用沒有集約化,信用也沒有系統性基礎。更關鍵的是宋朝只能依靠權力而不是市場推進經濟政策,這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信用和信用系統。沒有市場信用內生的需求,一旦失去政治後盾,那麼不僅是改革政策倒行逆施,而且原本就應存在的市場自發信用都難以爲繼。簡單說,王安石改革依靠的是權力的外來壓制,因此他沒能真正啓動信用資源、信用法制和信用管理,更沒能實現社會的資本化、科技化和金融化。一個沒有信用和信用系統的權力型改革走向失敗就不足爲奇了。
以史爲鑑,中國要從貨幣發達轉變到金融發達。長期以來,中國人勤勞、節儉,頭腦靈活、創造力活躍,但一直以小農經濟爲主,追求小富即安,雖然商品經濟發達,卻難以形成資本實力。商品經濟的發達可以促進貨幣的發達,但只有資本經濟的發達,才能促成借貸金融的發達。只有有了以誠信、法制和專業爲基礎的信用體系之後,商品經濟才能實現向規模資本經濟的發展。
今天的中國,左一個規劃,右一個願景,或要發展資本經濟,或想建設金融中心,市場的內生需求遠低於政策意願,哪裏會從“文件”上長出一個現代金融中心呢?市場與文件不同,市場選擇的前提是自願的,選擇後的責任、權利、義務是具有約束力的,加上市場自然溢出的信譽制衡,自然就會產生一種量身打造的信用機制。在這一基礎上的繁榮,纔是真正強大的繁榮。
與西方相比,中國還需要很多制度上的設計,比如建設以現代企業制度爲核心的產權制度、信貸制度、證券債券制度、交易所制度和金融創新制度等。而現實是,我們的教科書是西方的,一些政策是拔苗助長的,市場是存在扭曲的。在這些情況下,借貸以及借貸信用,以及建立在借貸信用基礎上的金融創新,如何可能發達呢?只有從商品繁榮轉變成資本繁榮,最後達到信用繁榮,中國金融才能從根本上實現由大變強。▲(郭生祥澳洲華人信用科學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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