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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住戶馬玉琴(右三)跟各國友人的合影
他是建築和城市規劃界的泰斗,也是我國人居環境科學的創建者。他曾手書“匠人營國”,一生踐行“謀萬人居”,年已九旬仍不離講臺。
2012年2月14日,他獲得國家授予的最高科學榮譽——2011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使建築規劃學這門非傳統意義的經典學科,第一次因爲個人的成就而備受關注。他本可以躺在功勞簿上頤養天年,卻仍拖着年邁的病體到處吶喊疾呼。他要守住城市的靈魂,不顧艱難險阻。
他的名字,叫吳良鏞。
日前,記者有幸與吳老面對面,聆聽他講述自己的“匠人”生涯。
訪“菊兒”
南北走向的南鑼鼓巷和與之交匯東西走向的衚衕,形成了北京獨特的“蜈蚣巷”,排排灰色的四合院彰顯“京味兒”十足。菊兒衚衕41號,是從這片平房中“長”高出來的,三層的建築白牆灰瓦,四面圍攏。從院子西側的過道向裏走,裏面又有一進院,層層進深。前後院的兩棵幾乎比樓還高的大榆樹,頗符合“天棚魚缸石榴樹,先生肥狗胖丫頭”的典型老北京四合院生活。讓人棲居在詩情畫意般的大地上,是“匠人”吳良鏞畢生的追求和情懷。
流離幸遇樑師
北上清華建業
“小學三年級趕上‘九一八’,中學畢業恰逢‘七七事變’……”吳良鏞回憶說,自己成長的過程也是戰亂的過程,這與他日後選擇建築專業密切相關。
1922年,吳良鏞出生在江蘇南京的一個普通家庭。他從小就經歷了日寇入侵,感受社會動盪,目睹滿目瘡痍。“八一三”淞滬戰役後,南京失守,吳良鏞沿着長江一路逃難,最後在四川安頓下來。流亡的學生和流亡的教師,集中在一所由寺廟改成的中學裏學習,吳良鏞就在這裏唸完了高中課程。
“考大學時,考完最後一門科目之後的午後,日本飛機轟炸了合川,整個城市幾乎一半都給燒了。”憶及不堪回首的場景,吳良鏞雙眼溼潤了。從小到大都在戰亂中度過,親眼看到家園被破壞,百姓流離失所,讓吳良鏞深刻體會到了國破家亡的痛楚。1944年,他到雲南參加戰後的重建工作,跟百姓的感情逐漸加深,眼前被破壞的每一幢房子都讓他感到十分難過,決定“從事建築行業,立志修整城鄉”。他說,自己的成長跟戰爭分不開,也是戰亂給了自己前進的動力。
1940年,18歲的吳良鏞進入重慶中央大學建築系學習,開始了一生“匠人營國”的生涯。吳良鏞清楚地記得,再過幾天就是中央大學119週年校慶。他與母校很有感情,“當時,流亡的師生聚在一起學習,彼此感情特別深厚,學習門類也比較綜合,我在這裏得到了老師的教誨”。吳良鏞自小喜歡繪畫,在中央大學就讀時,徐悲鴻、吳作人、傅抱石等著名繪畫大師都在該校藝術系執教。吳良鏞聆聽他們的演講,欣賞他們的畫展,觀看他們的教學,深受其薰陶。1990年,吳良鏞先生被美國建築師協會提名爲該會榮譽資深會員,並被譽爲“新中國的建築與城市規劃先驅者之一,傑出的建築教育家,著名的水彩畫家,多產作家。”迄今爲止,他已舉辦過7次畫展。難怪常有人感慨,吳良鏞的謙謙風度,不像是一位建築師,倒更像是位藝術家。
1945年,在雲南結束重建工作後,已經完成畢業論文的吳良鏞再次回到中央大學,他說雖然課程都已完成,但自己只念了三年半的大學,所以還想回來繼續學業。這次回重慶,吳良鏞遇見了影響自己一生的恩師——樑思成。當時,樑思成在戰區文物委員會從事古建築的保護工作,因爲之前看過吳良鏞的文章,對其頗爲讚賞,所以叫吳良鏞來幫忙承擔一些文物的目錄修改、補充工作。同年8月15日,抗戰結束,樑思成邀請吳良鏞跟他一起創辦清華大學建築系。1946年,吳良鏞從上海帶着西南聯大的最後一批學生,乘坐運煤的船北上,到清華開創新的事業。
至今,吳良鏞仍然感恩樑思成當年的提攜。“我從雲南回來後沒有着落,只想着唸書,但沒有一條明確的道路要走,是樑先生爲我指引了人生的方向。那時抗戰剛結束,百廢待興,很多人找不到工作,比起他們,我幸運得多。”
常念徽因先生“匠人”自得“教書”
林徽因曾這樣評價吳良鏞:“少有的刻苦、淵博,少有的對事業的激情,多年與困境抗爭中表現出少有的堅強。”
建系之初,樑思成赴美講學,清華大學建築系的重建工作,主要是由林徽因指導吳良鏞來完成的。吳良鏞工作事無鉅細,上課用的教具、學生用的教材都要由他親自篩選。
吳良鏞告訴記者,他第一次跟林徽因見面,林徽因就已臥病在牀,但在整個建系過程中,林徽因對待專業的那種熱情和追求,影響了自己的一生。“雖然她當時病着,但你去找她,談起建系的細節,她就立刻擁有無窮的力量。而且她指導我做事是出於對後生的關愛,帶有感情回顧過去的文化,而不是單純地指揮你去做這做那。交代完事情後,她往往因體力不支睡去。”
就這樣,吳良鏞見證了清華建築系的從無到有,他很懷念那段在清華大學度過的時光,“教師都住在單身宿舍裏研究學問,幾乎沒有哪間屋子夜裏11點前熄燈”。1947年樑思成返校後,逐步在教學中開始增加歐美現代建築教育內容。1948年夏,經樑思成推薦,吳良鏞赴美,在著名建築師E·沙裏寧主辦的匡溪藝術學院進修,1950年獲得碩士學位。這時,他接到樑思成來信:“新中國急需建設人才!”隨後毅然回國,重新執教清華,並積極參加到北京、河北等地的規劃建設工作中。
吳良鏞說,樑思成的那封信並沒有改變他人生的軌跡,只是加快了他回國的腳步,因爲他從未想過不回來。但剛剛回國的他還是不太適應新中國成立初期熱火朝天的“大幹快上”與現實的矛盾,整日都在理想與現實、理論與實際之間徘徊。“文革”後,吳良鏞抓住每一次出國開會、講學的機會與國際學者交流,並帶着自己的思考參觀了美國和歐洲的多個城市,深感中國建築學術與世界的差距,認識到建築學必須走科學的發展道路。
“樑先生在學術上對新鮮事物十分敏感,他和林先生給我的不僅是學術上的耳濡目染,更是對中國建築事業的熱愛和對學生的誠懇。”從建築到城市規劃再到人居環境科學,這是吳良鏞一生學術研究的軌跡。他說,提出“廣義建築學”理論和“人居環境科學”體系,緣於自己的兩次“頓悟”。而所謂“頓悟”絕不是一時興起,而是在長年累月的學習、實踐與思考中,不斷積累、探索,然後,在某一個節點,纔會豁然開朗。
2008年,86歲的吳良鏞患上中風,康復後,依舊拖着時常疼痛的病腿走上講臺。“匠人”和“教書先生”是他最引以爲傲的兩個身份。他自嘲說,自己也是從半個殘障人士過來的,所以特別理解殘障人士生活的不易。“光建無障礙建築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建設完整社區,配有康復醫生,出行有人管,營造良好的公共關係,街上就不會有那麼多的殘障人士了,有了完整社區才能實現和諧社會。”
直指城建“輕文”遺憾難保舊城
吳良鏞的始終面臨着破與立、理想和現實的抉擇。如今手握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他曾發出的“舊城保護,珍惜這最後一次機會。偉大的歷史轉折,此其時矣”的呼籲則越發顯得沉重。
吳良鏞曾直言不諱地批評一些城市“重經濟發展、輕人文精神;重精英文化、輕大衆關懷;重建設規模、輕整體協調;重攀高比新、輕地方特色;重表面文章、輕制度完善”。在推土機的轟隆聲中,偌大的城市,這裏那裏,往往是挖了又填,填了又挖,成了一片無休無止喧鬧的工地。他還曾痛陳一些城市把“好的拆了,爛的更爛,古城毀損,新的凌亂”。他感嘆,“城市建設的危機,實際上是地方意志、部門意志、長官意志在作祟,是文化靈魂失落的表現”,“中國建築規劃市場熱火朝天,爲何中國建築師一般只作爲合作者,充當配角?”
1999年至2006年,吳良鏞參與了京津冀城鄉空間發展規劃。他提出,一方面由於北京與天津這兩大城市在區域上缺乏分工協調,產業結構雷同,限制了天津的發展;另一方面,由於區域缺乏統籌,導致繁榮的城市周圍淨是落後的鄉村。作爲這一地區的特大型城市,北京長期以來只是圍繞着建成區這一個點做文章,新城放在古城之上建設,不利於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還形成了以古城區爲單一中心、以一圈圈環路向外擴張的“攤大餅”式的發展模式,使城市的就業功能過度聚焦於中心區,郊區人口每天如潮般進出城上下班,交通與環境問題持續惡化。
吳良鏞反對顛覆性建設,撻伐破壞性規劃,他期盼的是符合規律的新陳代謝。“我們把一個什麼樣的世界交給子孫後代?”1999年,在第20次世界建築師大會上,吳良鏞這樣痛切地問。他說,“用歷史的眼光看,我們並不擁有自身居住的世界,僅僅是從子孫處借得,暫爲保管罷了”。
時至今日,吳良鏞雖然獲得了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但這個疑問仍沒有一個圓滿的答案。吳良鏞說,能夠得到這個獎他非常高興,不是爲他自己,而是爲整個團隊,這說明人居環境科學得到了國家的認可,他希望以此爲契機,讓這門學科走上更加專業的發展道路。
獲獎之後,吳良鏞比以前更忙了,他說得獎已是昨天的事,採訪則到今天爲止,以後還是要以現實問題作爲新的起點,開始新的工作。
“我能得這個獎,是因爲城市建設生動活潑地反映了社會需要。人居環境學的理論發展纔剛開始,我點燃了一隻小小的蠟燭,如果用這個思想普照大地,面臨的未來還是要靠大家共同創造。”他如是說。
人居獎成“孤本”
菊兒衚衕的尷尬
吳良鏞始終認爲“民惟邦本”,並一生致力“謀萬人居”。這種情懷與對建築設計的理解,獲得了各界的認可和回報。他主持的“菊兒衚衕危舊房改建”工程,爲他帶來了極高的榮譽——聯合國世界人居獎。吳良鏞說,這裏實現了他多年的夢想,“北京的舊城不能讓它毀壞下去。從太和殿前面的廣場到小衚衕裏的四合院,都反映着古老的中華文明。”在菊兒衚衕改造中,吳良鏞“有機更新”的理念得到了很好的詮釋:改造的基本原則是不能大拆大建,要保留相對完好者,逐步剔除破爛不適宜者,進行循序漸進的有機更新。
住在208單元的馬玉琴老人今年87歲,她說,自己一直住在這裏,見證了菊兒衚衕的變遷。馬玉琴的家是一個78平方米的三居室,採光很好,冬暖夏涼。馬奶奶回憶,當初這裏是間破廟,前後各有一個院子,住着120多口人,人均建築面積不足5平方米。1988年,吳良鏞主持了菊兒衚衕四合院改造工程的規劃設計。“他經常跟我們聊天,傾聽我們的意見。”一年之後,新的菊兒衚衕建成,按照“類四合院”模式進行設計,高度基本上是2-3層,維持了原有的衚衕、院落體系,兼收了單元樓和四合院的優點,既合理安排了每一戶的室內空間,又通過院落形成相對獨立的鄰里結構,提供居民交往的公共空間。菊兒衚衕改造得到國內外建築學界的充分肯定,英國一位知名建築評論家曾說,菊兒衚衕的改造對亞洲發展中國家的危改具有指導作用。
馬玉琴老人至今仍保留着幾大本那個時期跟國家領導人和各國友人的合影,“都是來參觀的,那時候這個房子算是全北京最洋氣的了,鄰里關係也特別好。”說到現在,馬奶奶面露難色,“現在41號院的46戶人家只剩7家老住戶了,大多數人搬去了新建的樓盤,把這裏租給了外國人。外國人給的租金多,兩居的房子一個月租金至少得6000多塊錢。跟新建的房子相比,這裏確實是舊了,有的一居室才20多平方米,房子太小了。”去年,吳老還來過菊兒衚衕41號,這裏是他夢想的一個現實縮影,但居民們不能理解他說的“房子不是物質問題,而是社會的產物,必須在聚落裏發展纔有意義”,紛紛搬去了更新更大的“水泥森林”。開發商們則不能理解他的這種人文情懷,以至於這種保護與開發平衡的有效探索,再無後繼效仿者出現,載滿盛譽的菊兒衚衕成了“孤本”。
記者手記
九十
行未止
約定好採訪時間後,吳老來得很準時。
落座後,他放好自己的學術著作,拿出用紅筆註解的密密麻麻的資料和發言稿,戴好花鏡和助聽器後,示意採訪開始。關於經歷的那些往事,時間、地點他都記得很清楚;提起自己所作的學術探索,他言語間飽含的激情絲毫不輸年輕人,一說就是一個半小時,之後還反覆追問:“我講清楚了嗎?”他臉上始終掛着溫和敦厚的笑容,親切得像自家的長輩。
吳老說,“人是不能沒有理想的”,他自己也依舊奔走在前往理想的路上。“有學生曾跟我說,‘菊兒衚衕能夠取得成功是因爲您是出名的大師,要是我設計這個方案,一定會被斃掉’。我回答‘也不盡然’。我設計改造菊兒衚衕也不容易,方案被審查了六七次才通過,他們不斷地發現問題,我就不斷地解決問題,就是這麼一步步走過來的。”當被問及對自己哪項作品最滿意時,吳老笑眯眯地回答:“下一個。”對於記者的提問,90歲的吳良鏞拄着柺杖,很認真地說:“有些問題我現在可能回答不了,因爲我自己還在困惑中。”
新報記者王虹攝影尹傑
感謝清華大學提供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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