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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社會已經具有穩固基礎和廣泛影響的新興大國,在國際政治博弈中的資源日漸豐富、手段日漸完備、攻防之間的迴旋餘地逐漸拓展,自然不會在原則問題上忍氣吞聲、委曲求全,因此傳統和新興兩大政治勢力的國際博弈將更具競爭性質
當普京“含淚”宣佈在俄羅斯大選中獲勝、美國兩黨候選人展開初選爭奪戰之時,全球大選年重頭戲的帷幕已然拉開。各國政權更迭的戲碼幾乎年年都在上演,之所以在今年受到格外關注,除了各國大選密集進行外,一個更爲重要的原因是正當世界經濟風雨飄搖、地區熱點持續升溫之時,多數大國將接受政治大考。在圍繞大選展開的政爭與民意的折衝樽俎之間,無論大選結果是新瓶舊酒、蕭規曹隨還是改弦更張,逐漸清晰的大國政策走向將勾勒出世界政治版圖的未來輪廓。
西方國家的政治內向化和保守化加劇大國競爭
世界經濟的高速增長逐漸退潮,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結構性問題水落石出、逐漸顯露無遺。調整、治理和改革幾乎成爲各主要大國議事日程上的優先項,因此各國大選結果無論是繼續執政還是走馬換將,在經濟下行壓力下謀求重新凝聚共識、重建政治權威和維護社會穩定成爲大選年的政治主旋律。對正處於結構性矛盾中的西方國家來說,危機意識導致政治內向化,民粹主義擡頭則爲政治保守化提供了社會土壤,內向化和保守化已成爲西方在大選年的主要政治風向。這加劇了原本就存在的選舉政治的特徵。
其表現之一是外交政策議題在競選辯論中的份量有所減弱,尤其在當前內憂甚於外患之時,內政必然優先於外交。在美國民主和共和兩黨候選人的辯論提綱上,經濟政策、醫療、移民和社會問題就優先於國防和外交政策。
其表現之二是向極右翼的民粹主義靠攏,“諉過於外”、轉移矛盾成爲預設的競選議題和註定的結論。歸納起來,這些內向和保守的政策議題無非遵循兩條原則:一是要強化對外部資源和市場的爭奪,二是通過保護本國市場和限制移民來阻止財富外流。因此,儘管美國兩黨在社會議題上存在分歧,但在通過減稅以促進國內企業向外爭奪國際市場、擡高國內市場準入門檻上卻達成高度共識。法國總統薩科奇更提出了“在歐盟市場上只能購買歐盟製造產品”的極端主張。拿移民問題開刀更在美、法兩國都成爲政客們將國內矛盾向外轉移的法寶:美國共和黨的4位候選人無一例外地將移民政策作爲主攻方向;薩科奇的一句“將把每年新移民人數從18萬削減至10萬”的空頭許諾,竟然爲原本民調一直落後的執政黨拉擡了不少人氣。
西方大國的政治內向化和保守化,意味着在其政策選擇中內政與外交之間的某種相對平衡已被打破,對外政策服務於內政和統治階層利益的工具色彩更加濃厚,會變得更加“自私自利”和更具進攻性。自世界經濟危機以來就在西方一再唱響的“權力向新興國家轉移”的論調,在當前選舉政治的作用下會具有更爲明確的政策靶向。
對於西方國家來說,大選年不僅意味着要在國內重建政治權威,更希圖在國際社會重塑恩威並重、捨我其誰的主宰形象。無論是西方國家在野黨玩弄民意的政策攻訐,還是執政黨爲取悅選民而以強硬麪目對外,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大國都將在大選年遭遇來自西方大國的敵意和詆譭。在國際社會已經具有穩固基礎和廣泛影響的新興大國,在國際政治博弈中的資源日漸豐富、手段日漸完備、攻防之間的迴旋餘地逐漸拓展,自然不會在原則問題上忍氣吞聲、委曲求全,因此傳統和新興兩大政治勢力的國際博弈將更具競爭性質。
地緣政治中的“冷戰”幽靈並未重現
從西方國家的政治體制來看,圍繞大選年的政爭其實早在各國中期(地方)選舉後就拉開了帷幕。各黨會根據這一前哨戰的選情和輿情來制定自己的大選綱領並調整現行政策。在國內經濟社會問題糾結而難以解套的情況下,西方大國政府都將對外政策調整當作爲大選預熱和試水的領域。例如奧巴馬政府在中東問題、中美關係等重要政策領域逐漸從維持軟硬兩手平衡的策略向強硬施壓調整;法國充當了干預利比亞軍事行動的急先鋒,也基本上是薩科奇出於塑造自身“英雄”形象、拉擡選情的政治考慮。這種情形符合西方的歷史經驗,尤其是在西方力量如日中天的過往歷史中屢試不爽。但在新興力量羣體性崛起的今天,西方國家在選舉衝動下的禍水外引策略正遭遇頑強抵抗。其結果是在大選年來臨之際,人們發現世界的兩大核心區域——中東和亞太——似乎正在醞釀着對抗和危機,而傳統和新興兩大力量似乎正在集結成羣、擺開了捉對廝殺的架勢。
因天賦能源而獲得優越戰略地位卻又因之命運多舛的中東地區,不幸再次成爲西方大國外交政策調整的試驗田。但在西方假“民主化”之名試圖對中東進行“改造”的政策遭遇以中俄爲首的新興力量抵抗之後,這一地區隱然成爲了大國角力的戰場。對敘利亞和伊朗開戰始終是西方國家的政策選項,但中俄不僅聯手在外交上阻擊西方,在該地區有着切身利益的俄羅斯更在強人普京迴歸之後強力介入,不惜在戰略上對西方做出強硬姿態。
和中東地區劍拔弩張的態勢不同,亞太地區的大國爭鬥是太極高手過招般的暗流涌動。美國先是攪渾南海,進而與在該地區的盟國相唱和,對中國設圍。在進入大選年後,美國總統奧巴馬更已有過兩次越俎代庖的不合常規之舉。一是親自到五角大樓高調宣示美國“重返亞太”的所謂新安全戰略,二是在白宮宣稱要與歐洲和日本聯手就中國“限制”稀土貿易向世貿組織提起訴訟。一國總統卻幹起了國防部長和商務部長的活兒,顯見作爲新興力量代表的中國在舊式霸主心目中的分量和引發的焦慮。儘管美國政府一再否認這些舉動與大選“無關”,但奧巴馬藉此向共和黨的鷹派政策靠攏的意圖昭然若揭。
西方大國顯然有借意識形態和安全聯盟來鞏固主導地位、阻止權力“轉移”的考慮,但如果將西方與中俄等在國際事務中的分歧簡單地解讀爲“冷戰格局重現”,進而要求中俄“結盟”以抗西方,就顯然是誤讀形勢了。西方當前的主要問題是經濟,而長期的戰略對峙勞民傷財,不利於其經濟復甦。儘管現在美國對伊朗逐漸強硬,但它也不得不考慮採取軍事手段的代價和後果,眼前的油價高漲就已經讓美國傷透了腦筋。美國重返亞太,其目的也更多的是利用安全架構爲它經營亞洲市場鋪路。全球化和經濟相互依存的格局已然形成,即便是說過狠話的候選人們也得生活在其中,很難想象如果西方逆潮流而動將會給自身和世界帶來的災難性後果。因此應當居安思危,但不必風聲鶴唳。
主導權之爭剛剛開場
關注大選年,是因爲它將預示着今後數年間各大國的政策方向和政治互動方式。大選年給兩大力量博弈帶來的也許不是公開的較量,但一定是主導權之爭的開場。首先是發展模式之爭。下屆西方政府擔負着“復興”西方資本主義的重任,在新自由主義聲名狼藉之後,西方國家需要通過改革自身來說服世界重新將其作爲發展榜樣。而新興國家的成功經驗還未定型,而且也面臨着結構性問題的壓力,因此雙方之間仍有一搏。
其次是議題設置和主導權之爭。西方的另一強項是通過設置國際議程來“規劃”世界、“規範”他國。儘管在經濟危機衝擊下,西方建立起來的國際政治、經濟、金融和安全體系大受質疑,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在新興力量還拿不出更具普適性的全球治理方案時,對於國際體系主導權的競爭還將持續。因此,以大選年爲起點,傳統與新興兩大力量在主導權等軟實力上的競爭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崔洪建作者爲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歐盟研究部主任、研究員)
(來源:中國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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