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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議院
楊早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
孫歌老師的進座總是那麼讓人愉快,即使在23攝氏度讓人懨懨的午後。
這次的題目來自她的新書《我們為什麼要談東亞》,那書的副題是『狀況中的政治與歷史』。不好意思,這書我還沒看。但我大致能了解該著的旨趣,聽了講座後,就更清晰了些。
『為什麼要談東亞』包含著多層意思,比如『什麼是東亞』、『哪些人說過東亞,他們的東亞何指』、『東亞能怎麼談』,還有『為什麼我們現在不談東亞』。
都是大問題。不打算在這兒吃力不討好地轉述內容。年輕時候聽講座,吭哧吭哧猛記筆記,潛意識裡覺得記下來的,纔是自己的。其實記完就基本忘光,記憶裡存留的,還是那銀瓶乍破的一兩句警言,或某個天聽自我民聽的提問。
這場講座我印象最深的,是孫歌老師談到研究東亞的方法,『要在狀況中研究,在結構中研究』。比如,中江兆民說了一句話,不能只這麼說,要同時寫明,這句話是在什麼語境下說的,在當時引起了何種反響,或沒有引起什麼反響。
我一向痛恨所謂思想史,全是在討論『高端言論』,似乎某人(比如章太炎、梁啟超)說了一句話,就足以說明某種『近代思潮』,到底這句話是否觸動社會的精神生活,有沒有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中國的精神面相,或者乾脆就是說了白說———以今例古,後一種的可能性非常大。
巨人們說了白說,當然也不甘心,會反復跟弟子講,也會編入文集。他們影響大,弟子眾多,這些話也就流傳了下來,甚至也可以通過講學刻書,二次傳播。但這些,仍然不能證明這些話對整個社會的精神有何種意義的改變。
因此,『狀況中的研究』就非常的重要,借助這種研究,纔能看清我們現在的想法、思潮乃至教育,何所從來。比如我向孫歌老師提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內地與香港的矛盾,與東亞各國間矛盾,有什麼同構之處?
她的回答很簡單:大陸人民被視為蝗蟲,數目眾多,活力十足,侵佔各類『先進人口』的資源。這種認知,就是一種同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