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歲的楊健明從沒想過，自己的求醫之路會如此一波三折。爲了治療骶骨腫瘤，他從老家廣東惠州來到北京某三甲醫院，卻發現需要自己搞定手術備血。

　　“醫院血庫沒血了。”3月15日，楊健明剛住進醫院，就接到這樣的通知。醫生說，他必須先聯繫親朋好友，到北京血液中心獻血4800毫升，才能排期手術。

　　楊健明感覺這有點像“條件交換”，但在醫務人員口中，這叫“互助獻血”。楊健明發現，在自己住的病房和鄰近病房裏，“個個都需要互助獻血”。

　　要籌集4800毫升的血液，對在北京舉目無親的楊健明並非易事。實際上，這與一個成年人全身血液總量相差無幾。他與大夫“討價還價”，最終得到的答覆是“獻2400毫升也可以”。他還試着進一步表明困難，但大夫只是回答：“你一定有辦法的。”

　　在病牀上，楊健明只能不斷打電話，發微博。他一心盼着儘早做上手術，但忙碌張羅的間隙，這個年輕人急切地想弄明白，在互助獻血的背後，到底發生了什麼。

　　在僧多粥少的局面下，全國各地紛紛啓動或推廣互助獻血，讓僧人自己找粥

　　發出同樣疑問的不只楊健明。千里之外，湖南郴州的陳麗君也被互助獻血弄得暈頭轉向。

　　3月20日，陳麗君帶着3歲半的女兒到醫院輸血。孩子患有地中海貧血，每20天需要輸一次紅細胞，此前已接受過55次輸血。沒想到的是，陳麗君這次卻遇到了新情況：醫生通知她，必須先找人到郴州市中心血站互助獻血，醫院才能給孩子輸血。

　　這個年輕媽媽一下子急得不知所措。她與丈夫由於身體原因無法獻血，家中老人又過了法定獻血年齡。她不斷哀求大夫“通融一下”，但得到的回覆都是“不可以”。

　　事實上，互助獻血並不是新鮮事物。江蘇省血液中心研究員樑文飈介紹，1998年施行的《獻血法》已經將互助獻血“認可爲無償獻血的一種方式”。《獻血法》第15條規定：“爲保障公民臨牀急救用血的需要，國家提倡並指導擇期手術的患者自身儲血，動員家庭、親友、所在單位以及社會互助獻血。”

　　然而，樑文飈觀察到，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這條數十字的規定並沒有真正“用起來”，直到最近兩三年，血液供應越發緊張，變化才悄然發生。

　　北京紅十字血液中心主任劉江也認爲，將法規在現實中激活的是近年頻頻出現的“血荒”。在他的記憶中，2010年以前，全國血液採集量每年以10%至15%遞增，直到2010年年底，增速陡然放緩。

　　衛生部數據顯示，2011年1月至9月全國血液採集量增幅5.8%，與往年相比增幅下跌近一半，在北京、浙江、海南、廣西等地，採集量甚至出現了絕對下降。但與此同時，全國臨牀用血量依舊維持高速增長。

　　劉江和樑文飈都發現，採血量的增幅“怎麼也趕不上醫院用血量增加的速度”。就在一週前，樑文飈從江蘇省人民醫院院長處得知，因爲供血不足，該院去年一共停止或暫緩了700多臺手術。

　　在僧多粥少的局面下，全國各地紛紛啓動或推廣互助獻血，讓僧人自己找粥。

　　去年9月，青島市正式推廣互助獻血。該市中心血站站長趙林介紹，當血站庫存低於5天用血量時，血站就會對醫院實行控制發血，但如果某個病人組織親友到血站獻血，血站會針對該病人，向醫院優先調配合適的血液。

　　“全靠大家自覺行不通，就要有人來干預，互助獻血就是一種干預的措施。”煙臺中心血站副站長楊建說。去年9月，煙臺也開始啓動互助獻血。在他看來，《獻血法》“光提倡”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就得給予一些壓力，去推動這個工作”。

　　據記者調查，眼下全國各地互助獻血模式都與青島相似，但“給予壓力”的方法各不相同。

　　楊建介紹，目前煙臺各大醫院向血站申請用血時，必須說明“哪些是用於急救的，哪些用於已經互助獻血的病人，哪些是給有特殊困難的病人”。而血站掌握的原則是，對沒有進行互助獻血的擇期手術病人，“就要拖延一下，等庫存緩解後才供血”。

　　在某些地方，壓力的給予更加直接。一份在江蘇省血液中心官方網站上的演示文稿強調要“對臨牀人員開展互助獻血工作業績考覈與評價”，同時具體指出，“血液風溼科實行每週二大交班早會通報各醫療單元用血患者數和已互助獻血人數，並通告是否達標”。該文稿的上傳時間爲2011年11月，但沒有點出具體城市和醫院名稱。

　　江西省衛生廳2010年8月也曾下發文件，要求各級醫療單位“互助獻血量不得低於本單位當月用血量的20%”。

　　某直轄市血液管理部門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向本報記者表示，伴隨着血荒，互助獻血已成爲採供血機構的“救命稻草”。

　　據劉江介紹，2010年，北京紅十字血液中心通過互助獻血而來的血量爲3000單位(每單位200毫升)，到了2011年，這一數字上升到30000單位。

　　上海血液中心相關負責人表示，上海市沒有單獨統計互助獻血的相關數據。但根據上海一血站估算，目前互助獻血而來的血量，占上海整體供血量的比例已接近15%。

　　廣州血液中心主任付涌水則介紹，去年下半年以來，廣州互助獻血而來的血量佔整體供血量10%左右。而對江蘇的情況，樑文飈則拒絕透露具體數據，只是表示“比例非常大”。“我們工作人員看了都比較吃驚。”他說。

　　這是一個介於違規與不違規之間，曖昧不清的灰色地帶

　　住院12天后，楊健明終於湊足了血量。他發動了所有人脈關係，又讓朋友幫忙牽線搭橋，纔在北京找到5個朋友和老鄉，這些人爲他獻血1000毫升。另外一部分，楊健明自掏腰包，花了3000多元從“血頭”處僱人獻血，最終湊了2200毫升。大夫沒再說什麼，第二天就爲他安排了手術。

　　與楊健明類似，陳麗君找遍了同學同事，一個朋友爲她趕到血站獻血，當天傍晚，孩子順利輸血。大夫告訴陳麗君，下次孩子要輸血時，“提前3天準備互助獻血”。“但我都不知道下次該找誰了。”陳麗君說，在廣州，一些與她相熟的地貧患兒父母已經開始求助“血頭”。

　　藉着互助獻血制度的漏洞，被《獻血法》認定爲違法行爲的賣血組織獲得了另一片生存天地。這個現象近年被媒體屢次曝光，但始終禁而不止。記者發現，在北京紅十字血液中心門口常有疑似“血頭”徘徊，談論着最近的“生意”。就連醫務人員，對此似乎也習以爲常。

　　上海曙光醫院外科大夫鮑宇克對本報記者說，他也曾聽病人談起“血頭”的事情，但互助獻血時，“病人找誰去我們也不管”。在他看來，醫生很難甄別參加互助獻血的人是不是病人的朋友。

　　“這其實是介於違規與不違規之間，病人與醫院的互動，是個曖昧不清的灰色地帶。”某直轄市血液管理部門的工作人員這樣評價互助獻血的現狀。

　　眼下，掌管這片灰色地帶的主要文件是衛生部在1999年頒佈的《醫療機構臨牀用血管理辦法(試行)》和2000年印發的《臨牀輸血技術規範》，但文件僅規範了互助獻血的大致流程，對於具體細則，全國各地都在摸索中各自制定。

　　舉例來說，如果一個擇期手術的病人要準備1000毫升B型血，那麼他需要組織親友到血站獻多少毫升血，獻什麼血型的血，血站纔會爲他調配合適用血？對這個問題，各個城市都有不同答案。

　　廣州血液中心主任付涌水錶示，病人用血量和親友獻血量之間“沒有必然關聯”，“互助獻血沒有血型限制”。上海血液中心相關負責人也給出了相同答案。

　　劉江則介紹說，在北京，互助獻血實行“等量返回”。“這是一個不成文的規定，親友來獻多少，我給你多少，血型不合適的話我給你調。”

　　而江蘇省血液中心則要求等量，同血型，同血種。據樑文飈介紹，在江蘇各地，由於血液緊張的情況不一樣，“處理這個事情的靈活程度也不一樣”。

　　即使在同一個地方，“靈活程度”也可能隨着時間發生變化。在湖南長沙，在醫院等着做手術的高燕就碰上這種情況。醫院讓高燕組織親友獻血400毫升，並沒有說明血型，但隨後血站工作人員卻拒絕讓高燕的兩位親戚獻血。“親戚是B型血，血站說現在他們缺的是A型和O型。”高燕女兒說。

　　另一個更復雜的問題是，如果一個病人，或其配偶和直系親屬已經擁有無償獻血證，那麼在用血緊張時，其親友是否需要再次參加互助獻血？

　　80後北京人劉永傑曾兩次無償獻血，至今累計獻血400毫升。他記得獻血之後，獻血車上的工作人員不僅交給他一本紅色的無償獻血證，還提醒說以後他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可以根據不同條件“免費用血”。

　　但今年春節過後，劉永傑的母親在北京住院準備做手術時，大夫卻告訴他，“以前的無償獻血證都沒用了，現在我們沒有血，你要再去獻血。”

　　根據《獻血法》規定，目前全國各地都爲無償獻血者、其配偶和直系親屬制定了不同比例的免費用血政策。但在互助獻血制度之下，“免費用血”卻走入了尷尬的境地。

　　在上海大夫鮑宇克看來，無償獻血證解決的只是費用問題。“比方說你可以免費用1000毫升血，但我現在沒有血，怎麼給你呢？你以前獻過10000毫升也不行，必須再獻一次，我纔給你優先發血。”上海血液中心相關負責人也認同這種看法，並直言“我們不可能顧及每一個獻血者的感受”。

　　因爲互助獻血，大家對無償獻血可能都有點不理解了

　　14年前，《獻血法》的施行劃下了中國獻血制度的分水嶺，無償獻血正式取代有償獻血。劉江記得，其後多年大家都在“摸索和過渡”，無償獻血一度是行政指令下達的計劃指標。

　　直到2006年前後，全國各地陸續叫停計劃獻血，真正的無償獻血纔開始實行。目前，中國的無償獻血人口比例仍然維持在0.87%，低於世界衛生組織1%的推薦標準。而在臺灣地區，這一比例已達8%。

　　在樑文飈看來，“無償”的含義應該是“沒有任何利益關聯”。“人們真的從內心深處覺得，我捐血，是爲了獻出愛心去救一個需要幫助的人，這纔是無償獻血的真正方向。”

　　強調無償也是出於安全考慮。劉江解釋說，只有出於純粹自願，人們纔會在獻血前如實回答自身的健康情況。對某些處於窗口期的疾病，目前的血液檢測技術仍有漏洞。

　　但讓樑文飈感到擔憂的是，“因爲互助獻血，大家對無償獻血可能都有點不理解了”。

　　動手術時，楊健明一共用了800毫升血。這個年輕人感覺自己爲血液花了不少“冤枉錢”。他花錢買血，還要向醫院支付自己的用血費用。根據規定，親友互助獻血的病人同樣需要支付用血費用，除非參與互助的是病人的直系親屬或配偶，這樣，病人事後可以憑藉《無償獻血證》報銷。

　　而爲母親進行互助獻血之後，劉永傑還在不斷反思“無償獻血的意義”。“說實話，我參加無償獻血的時候肯定不是隻爲了以後用血，但真正用血的時候，被別人強行要求再去獻一次，還是很傷心。”劉永傑說，“對無償獻血的人，這是一種傷害。”

　　在互助獻血的制度之下，獻血與用血的問題似乎成了一團亂麻，越理越亂。樑文斌認爲，眼下用互助獻血來應對血荒“是個下策”。“我們走回頭路了。”他說。

　　更多的人正試圖梳理這團亂麻。最先抽出的一根線是有關無償獻血證的。北京、廣州、青島等地都表示將保障持有無償獻血證的人“優先用血”。劉江介紹，北京市衛生局不久將發佈《北京市獻血優先用血管理辦法》，規定“凡是在本地獻過血的，不管獻多少，本人可以優先用血，配偶和直系親屬也享受相關優先用血政策”。

　　另外一股力量則嘗試將互助獻血拉到日常的軌道。劉江說，北京正準備培訓醫務人員，指導他們在不缺血時，也嘗試動員病人親友參與獻血。

　　而樑文斌則認爲，更爲關鍵的還是看清亂麻的線頭。他說，採供血機構其實只是一個橋樑，一頭連着患者，一頭連着獻血者，患者要用血，就得從健康的人們身上來。“每一位市民都得捂着胸口問一問，我到底爲那些需要用血的人做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