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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昆元寫下這個題目,並不是要與“敢爲天下先”唱反調,而只是想在我們“敢爲天下先”的同時,也應當注意到另一面,即有些事情是“不敢爲天下先的”。
那麼,有哪些事情是的呢?有,比如名利。
說到如何對待名利,我想起了著名科學家肖倫。1955年在中國政府的努力下,肖倫與錢學森等科學家一起擺脫美國政府的留難,終於回到了祖國。在兩彈一星一艇的研製中,他作出了重要貢獻,功勳卓著,令人尊敬。但他從不居功自傲,淡泊名利,信守自己的爲人準則,即“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這是《老子》中的一段話,肖倫爲這段話賦予了新的涵義,即:對親人、同事、朋友、學生一定要“慈”,即寬容和愛護;對自己的生活,一定要儉樸;而對待名利,則一定是“不敢爲天下先”,不爭名,不爭利。他認爲,只有“在個人名利上‘不敢爲天下先’的人,才能夠在科學研究中‘敢爲天下先’”,取得重大科技成果。因此,幾十年來,他爲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製造了“雷管”,爲我國第一顆氫彈製造了“炸藥”,還成功製造了中國核潛艇的“開關”和第一顆人造衛星的電池。
古人云:“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說實在的,在現實生活中,要真正做到在名利上“不敢爲天下先”,還是很不容易的。但這對於肖倫來說,卻是很尋常的事情。上世紀80年代初,肖倫提出用中子活化與分析法測定黃芪、羚羊角、犀牛角中的微量元素的研究課題,並親自制定了研究方案,論文由兩位青年研究人員執筆寫成後,他還對其中的一些概念和結論進行了多次的斟酌、推敲與修改。可是在論文發表時,他堅決不署自己的名字。論文發表獲得國防科委三等獎後,兩位青年來向他表示謝意時,肖倫卻謙虛地說:“工作是大家做的,我只不過提出了研究課題,跑跑腿做些服務性工作而已。真正在第一線工作的是你們年輕人。”
後來,肖倫當選爲中科院院士,每次與人合作研究課題,論文發表時,他都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後。那年,在做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課題時,他是課題負責人,但上報成果時,他還是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後,獲得獎金後,他一分也不要。大家實在過意不去,給他買點禮品,他也不收。
可是,肖倫這種在名利面前“不敢爲天下先”的嘉言懿行,對於那些敢將學生或他人的論文竊爲己有、署上自己的名字發表,對於那些敢在近20本、橫跨五六門學科的學術著作上,將自己的名字署在最前面的“專家”、“學者”來說,是很“不合時宜的”。
黑格爾曾經說過:“道德生活乃是政治的心髓或實質。”肖倫是個道德高尚的人。他說,他所做的這一切就是希望“中國富強了,中國人就不受氣了”。他還說:“幼聞立德、立言、立功之訓,但我生平秉性只樂於爲國家做點事,說不上功,不缺德足矣,也不想立什麼言。”由此,纔有了他在名利面前的“不敢爲天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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