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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陳奕啟攝
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經濟一直處於發展『快車道』,GDP總量連續20多年保持全國『冠軍』位置即是例證。然而,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眼裡,奪『冠』固然可喜,前途更具挑戰。
鄭永年在接受南方日報專訪時表示,從廉價勞動力與土地的掣肘,到經濟結構調整,從政府職能轉變,到社會管理創新,廣東都面臨『可持續性發展』的努力探索,廣東的改革經驗也將為中國總體改革提供新的借鑒與啟迪。
●南方日報記者彭國華
談
轉型昇級
指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近幾年,廣東相繼提出『騰籠換鳥』、『雙轉移』、『轉型昇級』等發展理念,其實這些理念都是同一個主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亞洲『四小龍』由於土地有限,不得不放棄一些附加值低的產品,改為從事高附加值的產業。但廣東地區那麼大,不應輕言放棄某一種產業,其中大部分可以就地昇級
南方日報:近幾年,廣東相繼提出『騰籠換鳥』、『雙轉移』、『轉型昇級』等發展理念,您如何理解這些理念?在廣東轉型昇級之路上存在哪些制約因素?
鄭永年:在過去30多年裡,珠三角一直是世界制造業的中心,但大多是生產低附加值產品的產業,依賴的是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近幾年,廣東相繼提出『騰籠換鳥』、『雙轉移』、『轉型昇級』等發展理念,其實這些理念都是同一個主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以前,廣東產業走的是勞動密集型道路,依靠的是廉價的勞動力與土地,成為世界加工廠基地,經濟方面也主要以出口導向型為主。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一來,這一發展模式就變得不可持續,面臨不得不轉型的壓力。
在產業發展道路上,對廉價勞動力與廉價土地的過度依賴已經成為廣東轉型昇級的障礙。如果投資者還可以依靠壓低勞動工資獲得利潤,他們就沒有創新技術和提高管理的意願。
南方日報:亞洲『四小龍』的經濟蛻變為時不長,它們轉型昇級的經驗對廣東有何啟迪意義?
鄭永年:目前,由於國內勞動力與資源成本價格的上漲,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將附加值低的產業轉向越南、印度、柬埔寨等國生產,這意味著在中國能生產的東西,在其它國家也能生產,其中的意味值得深思。
由於知識產權等方面的問題,中國屢屢與歐美等國家發生國際貿易糾紛,發生糾紛的原因其實與產品的低附加值是有關系的。同樣的生產服裝,為什麼沒有國家和意大利的服裝打國際官司?其它產品的糾紛也是同樣的道理。
在轉型昇級的道路上,亞洲『四小龍』的發展模式可供借鑒。在不到30年的時間裡,新加坡經歷三次產業轉型,就從第三層級世界走到了第一層級世界。當然,亞洲『四小龍』由於土地有限,不得不放棄一些附加值低的產品,改為從事高附加值的產業。但廣東地區那麼大,不應輕言放棄某一種產業,其中大部分可以就地昇級。
談
結構調整
要加強扶持中小企
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大型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存在結構性失衡。廣東的強勢在於民營企業、中小企業,因此要加強政策扶持的力度
南方日報:『十二五』經濟結構調整勢在必行,應如何平衡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之間的關系?
鄭永年:在蓬勃發展的經濟中,民營、中小型企業是不可忽視的主體力量。然而,由於經濟政策導向性的原因,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大型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存在結構性失衡。但廣東的強勢就在於民營企業、中小企業,因此要加強政策扶持的力度,來活躍經濟。
經濟結構調整注定要改革國有企業。如何改革?由於像交通、市政等基礎設施建設需要國企出力,因此全盤私有化並不可取,如美國在經濟領域完全私有化後還是碰到一些問題。
事實上,應該對國企實施『鳥籠經濟』,也就是把國企趕到『鳥籠』裡面去,對其有一定的限制性發展,然後將可以讓民營企業做的讓給民企做,再進行市場化改革引入競爭機制,在對國企監管的前提下進行分紅讓利。其實,新加坡也有國有企業,但它是高度企業化和市場化的。
談
幸福廣東
要考慮政府社會一起來做
在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縮小貧富差距,需要政府『有形之手』的介入,平衡『先富』與『後富』之間的關系
南方日報:在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如何兼顧民生工程、『幸福廣東』理念的實施?
鄭永年:在市場經濟方面,要繼續深化『經濟領域的市場化』,尤其要對國有企業進行市場化。只有經濟領域的市場化,纔能繼續做大蛋糕。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沒有物質基礎,貧窮社會主義下的老百姓也不會感到幸福。
如何縮小貧富差距?這需要政府『有形之手』的介入,平衡『先富』與『後富』之間的關系,提高普通勞動者的工資,為底層民眾提供社會保障等,這也是社會主義的真正內涵。
廣東提出『幸福廣東』的理念,需要將一件件實事細化,比如民生工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這些都可以考慮政府與社會共同一起來做。政府切不可大包大攬,民生工程單靠任何一方之力都不能做好。畢竟,與經濟一樣,幸福也同樣面臨怎麼『可持續』的問題。經濟改革、社會改革二者之間一定要明確區分,同時兩個領域的改革要齊頭並進。
談
社會管理
社會組織要跟上轉型步伐
在社會管理領域,政府和社會需要認清自己的『邊界』:屬於政府管理的,政府應責無旁貸地管起來。在社會也可以管好的領域,政府應當把權力下放給社會。同時,經濟形態轉型昇級了,社會組織也要跟上
南方日報:目前社會管理創新備受關注。在社會管理中,政府和社會將各自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鄭永年:有些人僅僅認為社會管理就是政府管理社會,這是一種表面的認識。事實上,政府管理社會只是社會管理的一部分,社會管理主要內容是社會的自我管理。要讓社會學會自我管理,就要求政府向社會分權。
在社會管理領域,政府和社會需要認清自己的『邊界』。屬於政府管理的,政府應責無旁貸地管起來。在社會也可以管好的領域,政府應當把權力下放給社會。比如,政府可以向社會收購服務,二者結成『伙伴關系』,類似於順德提出的政府與社會的『協調共治』。
南方日報:在社會改革中,社會組織如何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
鄭永年:社會改革需要社會組織與社會力量的參與。有一些社會組織需要培育,比如慈善協會等,有一些社會組織是在現有組織的基礎上重新定位,比如工會、婦聯等,它們都可以在社會管理中發揮較大的作用。
經濟形態轉型昇級了,社會組織也要跟上。以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為例,由於物價上漲,越來越多的工人希望能夠加薪,此時,工會如何加強引導,在勞方、資方、政府三者之間協調,利用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為工人爭取利益就顯得至為關鍵,這完全可以將很多矛盾提前解決。
廣東大力倡導建設『小政府、大社會』的格局,離不開社會組織的參與,這一政策目標盡管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就已經提出來,但由於當時『大社會』毫無條件,發展起來卻是近幾年的事。如今,以市場化為導向的經濟改革已經培育了社會力量的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