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第二屆北京國際電影節開幕晚會上,著名導演吳天明、中央戲劇學院教授張仁裏、著名導演謝飛、香港製片人、導演吳思遠,臺灣導演李行等人獲“2011年度中國電影人伯樂”殊榮,對這些“伯樂們”的表彰爲晚會增添了溫暖和亮色。
對話謝飛:
電影節纔是最大伯樂
記者:您如何看待伯樂獎?
謝飛:此次北京國際電影節設“伯樂獎”是一個創新,以前別的電影節都是個人的比賽,這次北京國際電影節設立的“伯樂獎”是對教育工作者或是對製片廠中傳統的師傅帶徒弟教學的一種肯定,我對獲得這個獎也感到非常高興。
記者:當天是斯琴高娃給您頒獎?
謝飛:發現斯琴高娃不是我的功勞,最早是李俊導演發現的她,她本人沒有上過影視院校,原來是學舞蹈的,但是她天生有這種才能,在《香魂女》中演得也非常好,《香魂女》能夠在柏林電影節得獎,跟她演得好是分不開的。後來我跟她在電視劇上也有多次合作。
記者:你是如何當伯樂的?
謝飛:我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在北京電影學院當過副院長,專門負責教學,所以對當時的學生像田壯壯、陳凱歌等都非常關注,有些我還給他們上過課,有才華的學生在學校裏面導演的作品和畢業以後的作品,我都非常關心,其中包括陸川、管虎、王小帥等。我覺得伯樂存在每個人成長的各個階段,伯樂就像是接力賽,可以分成一個個階段,在學校中有伯樂,在工作中也有伯樂等。對於電影人來說,就包括製作環節的各個方面,其中也包括製片廠中師傅帶徒弟的傳統。電影節本身也是伯樂,因爲這是發現電影新人最重要的場合,很多年輕人就是因爲電影節得了獎而被人關注,我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位,因爲在柏林電影節得了獎,才被人注意到。
記者:您是如何看待北京國際電影節的?
謝飛:第二屆北京國際電影節設立伯樂獎是一個好事,我認爲電影節是對商業市場的一個補充。主流電影市場很容易被一些追求純利潤的商業影片壟斷,讓一些有藝術價值的影片得不到放映。就像伊朗的電影《一次別離》,投資只有30萬美元。伊朗電影這些年在口碑上很好,在商業上卻非常失敗,基本上是靠電影節的肯定。電影節上得了獎,可以讓有才華的電影人能夠繼續拍片。我希望北京國際電影節能夠多鼓勵支持一些小成本的藝術電影的創作。
記者:目前您都在忙些什麼?
謝飛:我在2000年後拍過電視劇,現在主要是在教書。最近幾年我一直在做監製,支持年輕導演。今年已經完成了3部影片的監製,其中包括崔健的作品《藍色葡萄》,這3部作品都是有文化價值的電影。此外,我還在學校負責國際學生影視作品展,現在已經是第4屆了。本報記者王金躍J166
對話吳天明:
機制比“伯樂”更重要
記者:現在很多青年電影人都抱怨拍戲的機會太少,尤其是青年導演,遠不像當年那樣人才輩出,您認爲是現在電影界“伯樂”太少還是其他原因?
吳天明:在任何一個年代,都有勤快人和懶人,勤快人總是更容易勝出。我認爲現在不應該靠呼喚伯樂來挖掘人才,而應該靠公平的制度。只有在行業內建立健全一種競爭機制,讓大家都在一個公平公正的平臺上進行競爭,建立一套完善的“賽馬機制”,實現優勝劣汰,才能挖掘出真正的人才。
記者:相比上世紀80年代、第五代導演紛紛崛起的那個時代,現在的青年導演想取得當年那樣的成就似乎是一件很難的事。
吳天明:只能說他們這一代的機會沒有那個時代好,此一時彼一時,青年導演只有靠自己的努力去拼搏。現在很多導演不是靠本事,而是靠走後門、拍馬屁來獲得機會,它不是建立在一個公平競爭的基礎上。
記者:您認爲和張藝謀、陳凱歌這批第五代導演相比,現在的青年導演是否在心態上也過於浮躁,缺少積累,急於求成。
吳天明:只能說能吃苦的非常少。你沒看當年拍一部片子,這些導演下多大的工夫,體驗生活就兩個月。另外,大環境也有一定的影響。當年拍戲時,甭管哪個導演執導,大家都互相幫助,給他出主意。一個攝製組,到了晚上,就坐在一起商量怎麼弄,大家都貢獻自己的智慧,現在則是個體作業了。別人會想,你得了獎,我幹嗎高興啊,你拍的好,跟我有什麼關係。當年那批年輕人都處在一個起步階段,所以大家都很努力,現在都各顧各了,比較散。
記者:您擔任西影廠廠長期間,幫扶了衆多青年導演,後來他們中不少人都成爲中國電影界重量級的人物,當年他們身上哪些特質會比較打動您?
吳天明:他們有那種敬業精神,爲了自己的事業、爲了中國電影的繁榮,有夢想,肯吃苦。比如說拍攝《老井》的時候,選定張藝謀擔任男一號,他爲了減肥和體驗生活,真是每天從山上背石頭,挑水,肩膀上磨的都是血印子,血泡一層一層往下掉,皮膚曬的全是古銅色,這是一種奉獻精神,現在有幾個演員、導演能有這種精神。你看現在很多演員,穿着農民衣服,但完全沒有農民感覺。
記者:您的導演作品產量並不多,但《人生》、《老井》、《變臉》等都給觀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能談談您最近的拍攝計劃嗎?
吳天明:正在籌備一部藝術電影,講的是吹嗩吶人的故事,非常感人。我拍的電影基本都不賺錢。本報記者王雯淼J20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