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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開孩子剛升初中,回家路上說,學校裏又播《弟子規》了。她學校較開明,視頻只在星期一播出,意思愛看不看,且不考評。班上同學對此幾無興趣,遂至於又一個形式主義的誕生。
似乎不幾年間,“新國學”運動已得大成,“三百千”及《弟子規》已在全國各地中小學校推廣吟誦。有些教育部門還制訂強制形式,把這種吟誦植入學校日常教育活動中。個別學校過分認真,則要求學生背誦並測驗這“孝悌謹信愛仁”。
清及之前的一些私塾蒙學冊子,依託教育部門的行政推廣,如今已經風行開來。“三百千”等書,遂成熱門,各新立私學以此爲由招生漲價,奇門迭出,湖北某私學全寄宿,年費六萬,有錢父母據說趨鶩至極。校長四十出頭,似有百科全書式博學,從《四書五經》講到《資治通鑑》,而誨人以陰謀計策,於歷史人物的事例中,向那些懵懂學生強烈灌輸不計成本的成功學。教育中以“國學”爲噱頭,“成功學”爲底版,是很多“私學”教育撈錢的殺手鐗,竟頗得一些急功近利的父母熱烈擁護。
公立學校也不後於人,努力成果之一之二,是湖南某校組織學生給教師磕頭,及廣東某地組織學生給父母洗腳。據報道可見,被拜者喜笑,受洗者顏開。似乎“磕頭”和“洗腳”已是“新國學”的光輝成果了——說穿了,無非是從小培養屈膝低頭折腰摧眉事權貴。成果雖“輝煌”,但“新國學”就此有走入邪道,而成“僞學”的危險。
“新文化運動”衆家學術大師拼命整理鼓吹“國學”,本意光大古代各家學術精華,反思“獨尊儒術”對中國兩千年文化的封閉和鉗制,他們於“孔孟”外,大力發掘諸子各家的學術價值,圖於世界文化重壓下,找出一個獨特價值和新道路來。
“國學”這個詞似乎是新文化運動後生造的。錢穆於《國學概論》“弁言”說:“‘國學,一名,前既無承,將來亦恐不立,特爲一時代之名詞。”由此可見是非常時期的倉促提法——“國學”是個筐,什麼都往裏裝。錢穆的“國學”筐子裝的是“六經”和“諸子”,一路而下,緊扣儒學,略涉各家。出於對中國文化沒落的憂慮,梁啓超、章太炎、胡適之等學者紛紛著書撰述,分析傳統典籍精要,以圖於嚴格訓詁考證外,更新義理,不特囿於儒學獨尊孔孟。孔孟以外,墨、莊、荀、韓興焉。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論及清儒整理古籍的貢獻:“……夫校其文,必尋其義,則新理解出矣。”但清儒“長於訓詁名物,而短於義理”,故胡適之於《論墨子》裏強調讀書要“貫通”:“把每一部書的內容要旨,融會貫串,尋出一個脈絡條理,演成一家有頭緒有條理的學說。”
所謂之“國學”,是要新一國之思想,振一國之人民,圖擺脫舊禮教桎梏,從民族的軀體裏除掉讓我們體弱多病的磕頭蟲,迎接新世界新時代的挑戰。如果打着“新國學”的旗號,而迫使我們的下一代學會下跪和磕頭,這樣的“僞國學”,不要也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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