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不可放棄道德堅守
北京晨報:您說思想與道德的真空狀態,確實是很多人的切身體驗,它是怎麼出現的呢?
張千帆:如果全社會都生活在一個正統的信仰體系下,一旦這個體系衰落,又沒別的替代,就會出現這樣的狀態。在中小學乃至大學,青年人都有一定的信仰,可走向社會後,尤其在生活的壓力下,感到現實與信仰落差太大,現實往往是對信仰的嘲弄。在這種環境下,就很可能放棄道德上的堅守。可任何一個健康的社會,如果缺乏了這種堅守,就會陷入混亂、貧困與腐敗之中。
北京晨報:傳統道德有虛僞的一面,這不也是客觀存在的嗎?
張千帆:這是現代人對傳統文化的歪曲。任何事情走到極端當然都不好。儒家強調尊嚴,但是如果尊嚴變成“死要面子”、“打腫臉充胖子”,顯然就變質了。如果控制適度,愛面子也可以是好事。正如奧古斯丁所說,虛榮是準美德,可以促使人們做好事、不做壞事。你想,如果人人都不要臉,那將是多麼可怕。
儒家並不強調服從
北京晨報:儒家有服從、懦弱的一面,豈不是現代化的阻力?
張千帆:儒家是有這方面的問題,因爲儒家寄生的制度強調服從。中國一直實行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百姓沒有獨立判斷的自由和能力,只能認同某個絕對正確標準,不允許其他判斷,這樣是不可能有尊嚴的。如果法官不獨立,法律就沒有尊嚴,個人也是一樣的,只有獨立人格纔能有尊嚴。但是在儒家的道德學說當中,許多地方是崇尚人格獨立的。
北京晨報:儒家提供了一套絕對標準,這與獨立人格不是背道而馳的嗎?
張千帆:儒家學說確實也帶有教條主義成分,主張某種絕對正確的東西。這是所有傳統學說的致命傷,但儒家教條是比較抽象的,沒有一個人能說他的主張就是真理。比如儒家的最高標準“天道”,就沒人能說自己的解釋絕對正確。當然,孔子是權威,但是人人都可以解釋孔子,你能解釋,我也能解釋。
儒學的活力是怎樣喪失的
北京晨報:雖然“五四運動”的批判有偏頗之處,但儒學保守、消極、迂腐的一面也是客觀存在的啊?
張千帆:應該從源頭上看儒學的侷限性。儒學本身誕生於私學,沒有官方背景,孔子是以布衣學者的身份來梳理傳統的,諸子百家都來自於民間,而不是官府。後來儒學與權力結合過於緊密,成爲統治者御用的思想工具。學者在學理上比掌權者更高明,因爲那是他們的職業,可後來“獨尊儒術”就窒息了思想的活力,因爲那樣不僅禁錮了其他思想,而且思想壟斷是要靠權力壓制才能實現,所以儒學依附權力之後也就死亡了。諸子百家是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時代,可百家都不是什麼官,而是村野匹夫,結果民間的思想卻證明是最有生命力的。儒學與權力的結合導致中國思想長期停滯,也直接扼殺了儒學本身的發展。這種現象並不是中國獨有的。古希臘時期,西方思想家層出不窮,可後來基督教壟斷信仰和思想,也就產生了中世紀的漫漫長夜。
爲什麼我們忽略了尊嚴
北京晨報:傳統中的尊嚴觀能適應現代社會嗎?爲什麼現代性的理論很少關注這一點呢?
張千帆: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尊嚴確實沒得到重視。這至少有兩個原因:首先,基督教強調自我否定,主張人有“原罪”,不像儒家(一定程度上包括道家和墨家)肯定人性。“文藝復興”之後,人性的尊嚴有所恢復,一位教士還寫了《人的尊嚴》這樣的小冊子,但在基督教傳統中難以發展成顯學;其次,自由主義傳統起源於霍布斯,而他對人的假定就是比較黑暗的。在他的社會契約理論當中,人是純粹理性、自私的動物,沒有國家約束必然走向爾虞我詐。在這個意義上,人是沒有什麼尊嚴的。以後洛克改進了霍布斯的學說,主張上帝先於國家,道德法則在自然狀態仍然適用;盧梭也強調“自然人”健康的一面,但是現代自由主義並不太重視這些方面,尊嚴話語完全被權力話語遮蔽了。
不過在西方文明的深層意識中,尊嚴還是時隱時現的。《聖經》上說,上帝按自己的映像造人;假如人純粹是罪惡的,那麼上帝豈不也是罪惡的?所以,在西方人看來,人有高貴的一面,因爲他繼承了上帝的高貴。只是這些零星孤立的論點沒能形成系統學說,因爲自由主義理論主要關注公民與政府的關係,個人的德性則是道德與宗教的事情。
教堂裏演搖滾
北京晨報: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西方也出現過“上帝死了”的聲音,這不也是徹底推倒傳統嗎?
張千帆:尼采是說過這個話,他的意思是他那個時代的人都不信上帝了,這是信仰壟斷的必然結果。在愚昧的中世紀,解釋《聖經》的權力掌握在教會和教皇手裏,老百姓沒有獨立思考和信仰的權力。當時識字的人也很少,只能接受牧師對《聖經》的解釋。但印刷術改變了這個局面,人人都可以有一本《聖經》,都可以和上帝直接對話。這就是新教革命的起源,打破宗教壟斷之後,上帝又復活了。其實你到美國的教堂看看,根本沒有人在那裏照本宣科,許多教堂裏是非常活潑的,甚至還有演搖滾樂的,都說在讚美上帝。儒學也是如此,只要我們打破思想壟斷,未嘗不可以激活它。
北京晨報:如何激活它呢?
張千帆:可以參考基督教的例子,在中世紀,天主教搞思想壟斷,真理皆出於教會,教皇成了上帝的化身,導致它一度衰落。但是基督教有政教分離傳統,耶穌說“把屬於上帝的還給上帝,屬於愷撒的還給愷撒”。西方最早的分權就是政治和宗教、政治權力和思想權力的分離。
傳統儒學是依靠“獨尊儒術”而維持壟斷的。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儒學失去了權力支持,就像失去柺杖的瘸子,自然難以支撐。經過1915-16年的新文化運動和1919年的五四運動之後,儒家傳統無可奈何地衰落了。
如何走出中世紀
北京晨報:馮友蘭先生曾說,東西方哲學在源頭的地方是差不多的,但西方哲學完成了現代化,東方哲學還沒有完成現代化,所以處處不如,問題是儒學怎樣才能走出中世紀?
張千帆:中世紀這個比喻很好。中世紀的本質特徵是什麼?就是思想專制,這是教條主義傳統的必然結果。在中國的諸子百家中,道家略好,老莊有懷疑主義思想,剩下的都強調思想專制,堅持自己絕對正確。教條主義偏執在西方歷史上也一直存在,宗教戰爭不知死了多少人。
教條主義的特點是假定一種真理,不允許質疑和反駁,只讓你好好學習,這樣就扼殺了獨立思考和創造精神。我在教憲法課時,特別強調懷疑主義和寬容,即使你認爲別人說錯了,也要寬容和尊重。其實這應該是公民教育的內容,小學就應該教。你看網上的那些憤青,他們共同的特點就是認爲自己100%正確,不能寬容不同意見;只要別人不同意他,就是弱智、白癡或道德敗壞。這和我們的教條主義教育模式有很大關係。
今天的環境其實最有利於中國人反省。幾代人上上下下折騰,今天獨信這個,明天獨信那個,反而離真理越來越遠。歷史教訓促使我們認真去思考,真理是沒那麼容易掌握的,要尊重反對意見,培養寬容精神。其實這和儒家學說的本質不衝突,真正的儒家是很自信的,因而也可以很寬容的。既然儒家相信人性善,那麼也就應該相信不同意自己的人也有掌握真理的能力。
如何成爲有尊嚴的人
北京晨報:那麼,如何才能成爲有尊嚴的人呢?
張千帆:我之所以青睞儒家,因爲儒家“君子”提供了道德人格的原型,儒家經典關於這方面的描述實在太多了。在孔子看來,如果達不到君子的要求,即使你是君主也沒有尊嚴。
我對儒家學說的復興是有信心的,因爲它有一種自然的說服力。儒學比較適應人性,而且從每個個體入手,不需要外在的東西,只要你相信自己,認真對待自己,你就可以得到尊嚴,不論你是誰。從天子到庶民,都需要修身;雖然各自使命不一樣,但作爲人都要遵循一套做人的原則。
超越制度決定論
北京晨報:儒家不也非常重視制度建設嗎?
張千帆:但儒家絕不會主張把制度改好之後再來改造自己。不管在什麼制度下,自己都要好好做人,做什麼人、走什麼路是關乎自己人生意義的事情。“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君子應該積極推動制度進步纔是。“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尤興。”把一切問題都推給“制度”,一切希望都寄託於“頂層設計”,怎麼可能是君子所爲呢?讓“制度”承擔責任,最後的結果就是沒人承擔責任,社會當然也不可能進步。儒家要讓我們每個人都對社會承擔一點應有的責任,也可以說是要讓我們每個人身上都背上一個十字架——也許不是一個那麼沉重的十字架,而是每個人量力而行可以承受的十字架。
責任不是障礙
北京晨報:在尊嚴話語中,過多強調責任,很少涉及權利,這是不是儒學走向現代化的一個阻礙?
張千帆:這不僅不是障礙,而且是儒學的特殊價值所在。尊嚴當然包含權利,一個沒有權利意識的人顯然是沒有尊嚴的;但是一個只知道索取、不知道履行義務的人同樣也沒有尊嚴,而且也得不到權利。在儒家看來,一個不承擔責任、不承擔風險的人即便佔了便宜,也只是和動物一樣活着。一頭豬不就是活得更舒服一點嗎?一個人要是那樣,他的人性體現在哪裏呢?人活着是要思考、要選擇的,這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方式?如果以損人利己甚至禍國殃民的方式能過得更好,那種生活值得過嗎?動物就沒有這個問題,扔出一根骨頭,一羣狗上去瘋搶,沒有誰覺得不正常,而人就會有所顧忌。這就是人性的一部分,儒家提醒我們每個人要不斷反思自己,發現真實的自我。
恢復我們的恥感
北京晨報:我住在天通苑,人行過街道上到處是行人扔的廢紙,大家習以爲常,可前幾天網友拍到三個英國人義務在那裏撿廢紙的照片,並貼在論壇上,網友們都感到很慚愧,也許現代人應該更多扛起責任來,才能真正建設一個好社會?
張千帆:感到慚愧是好事,這是內在尊嚴的自然反應,表明我們多少還有尊嚴感,只是大家生活在這個環境中,大大小小的事情讓你的尊嚴感麻木乃至泯滅。其實,北大天橋對面的圍牆裏也到處是垃圾,大家司空見慣了。小到地鐵裏吃東西、隨地吐痰,大到貪污受賄、買官賣官,我們的恥感近乎泯滅。
西方人當然不懂得什麼儒學,但是我看他們中許多人反倒稱得上是儒家君子。個人行爲很自律,“行己有恥。”這說明,尊嚴不是中國文化所獨有的,中西可以互相交流;我們有學理,他們有實踐,彼此可以取長補短。只要有一個自由交流的環境,恢復我們的尊嚴並不難。在不久的將來,尊嚴會成爲溝通中國與世界文明的橋樑。
陳輝/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