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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晨人到暮年,不免會有孤寂頹唐之情。想到《世說新語》有一則故事,稱:晉太傅謝安說:人到中年容易因生活中發生的事而動感情,遇到與親友離別這類事,就會好多天心情很糟。王羲之卻說:人到垂暮之年,這種現象是很自然的,正好寄情於音樂彈奏吹唱來宣泄陶冶性情。就怕年輕人不理解,減少了快樂喜悅的情趣。他們兩人心態不同感受不一,顯然王羲之比謝安要豁達多了。有一天,我在無意中讀到今人金宏達君新著《金頂恆久遠》,是一本隨筆集,作者在序言中說:“人的一生,其實許多時候都在‘出逃’;從既定的生活形式與界域‘出逃’,從已有的知識與經驗範圍‘出逃’,從凝固的心理與思維框架‘出逃’……”聯繫到謝、王之說,讀來心中爲之一驚!
其實,人在旅途無論何種年齡,也無論主動還是被迫,不如意事常二三,總是要孜孜矻矻地一路走去;即使遇到種種困頓曲折也在所難免。就像金宏達書中描寫的,他遊峨眉山,不到金頂心有不甘;科技發達已給人省心省力,有纜車就無需揮汗攀登,但總還有一段石階要走,仍需不時自勵和發力。殊不知這時已丟失了多少攀越的情趣和目不暇接的美景。人們就這樣,既不肯放棄登上金頂拜佛極目看世界的機會,又在絕壁千仞前的捨身崖上不寒而慄,趕緊回頭抽身早,長嘆,自娛,“出逃”,都是絕招!
金宏達是“文革”後也是一九四九年後第一批文學博士之一,我認識他時他還是在讀的博士生。後來他任教於大學,不久從政做過準高官,後又出逃回到母校亦文亦官,旋又轉身亦文亦商……但始終用心於文學研究和寫作,是位資深的現代文學專家。他是最早編輯推出張愛玲文集、大陸的張愛玲熱、張學、張迷的始作俑者和推手之一,也是最早編輯推出徐訏文集的第一人,著有關於章太炎、魯迅、張愛玲研究等等專著多種。我與金君接觸屬於不疏不密的君子之交,一年也見不着一兩次,他這些進退出入的經歷雖多是耳食所得,卻使我瞠目結舌。因爲他既如世俗未能忘情於攀登金頂,又如自己說的“好動”而頻頻“出逃”。一旦遇見聽他聊天,無論國事家事,無論成敗,他都是快活地暢懷呵呵笑。他在人生歷程中似乎總是處在體驗、感悟、甚至享受的狀態。所以他興之所至,隨遇而爲,無論榮辱得失中都透着機敏和揶揄,似乎人生本來就應是以這樣平常心來對待。
就說他這本隨筆集《金頂恆久遠》,裏面寫到“文革”中他的遭遇就是這樣例子。當吳晗被全國聲討之時,他還只是一位大學生,在班級開會時不經意說了一番對這種批判不服氣的話,就被上面看中讓他寫成文章拿去發表在中國第一大報上署名“時漢人”,就這樣糊里糊塗中了誘敵之計,成了名噪一時的反面靶子。從此,被揪出批鬥,拳打腳踢,吃盡苦頭。他感到性命受威脅時就從學校出逃,漫無目標地進行一次冒險的逃亡生活,爬上裝滿煤的罐籠車“逃票”,到處無人敢收留他,他卻去遊了廬山,忽然又“興起”寫信給學校報告自己的近況。回到學校喘息未定就被揪鬥、掛牌子、在校園裏遊街、“暴打一頓”……他講述這些倒黴往事時充滿了自嘲和反諷,語調是輕快的,快活的,是非愛憎是分明的,但沒有仇恨和嫌怨。又因爲他的反動言行,畢業了先罰去部隊“鍛鍊”,後去幹校改造,如此又荒廢了兩三年,不管生活多苦勞動多累,受批判,燒鍋爐,他還是這副輕鬆快樂的狀態,還有心欣賞野趣和漁姑。可以想象,當他有了聲望和身份遊走在中外名勝時,他卻是另一番感受。他想起自己出生地是秦淮河畔桃葉渡,多麼美麗而富有詩意的地名,記憶中卻是“幽咽”的簫聲,在“河上飄散,分外悽清和詭祕”,而非今日所見新搭的佈景似的喧囂秦淮。他在兜率名寺見到的沒有雕飾華彩,卻有點簡樸、破敗,饒有古意,還保持了一份“淨土”的品格。他在輝煌的吳哥窟前,想到的是向文明的微笑朝拜。他寫了許多耆宿名師,看到的是他們身前身後的寂寞事。他從張愛玲展示的繁華海上旖夢中感受到更多的是她自己承認的“人生的蒼涼感”和相連的“細膩而豐富的人生趣味”。
這些飽含着濃重的文化韻味的文字,沒有矯情,沒有誇飾。即使“歲月如浮雲,生活更碎片”的人生,只要心裏祛除魔障,就不是苦旅,是溫馨、豁達,是真性情、真胸襟,也顯現了作者的真才情,纔有筆下生風的快樂的“出逃”。這“金頂”“出逃”其實接近錢默存先生的“圍城”的寓意,比起長嘆和寄情自娛確有另一番睿智和勝處。
這也許是現代人的情懷,連我這個年邁人也會欣然點頭稱是,學一點快活的“出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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