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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於2009年的中國足壇掃賭打黑風暴,在長達兩年多的調查審理後,終於迎來了一審終結。兩位中國足協前專職副主席謝亞龍、南勇13日一審均被判刑十年六個月。中國足壇昔日呼風喚雨的人物楊一民、張建強、陸俊等人此前已分別受到了法律懲處。
爲了悲劇不再重演,我們在震驚、痛惜之餘,應該深刻反思中國足球,剷除滋生腐敗的土壤。惟有如此,中國足球才能觸底反彈,獲得重生。
足球主管紛紛倒下必須徹底改變官商一體、管辦不分的現有體制
中國足球界自1994年推行職業化改革至今,5位足管中心主任中就有謝亞龍、南勇兩人倒在“中國足球掌門人”這個火山口上。
業內人士和專家的普遍共識是:無論是“南頭”,還是“龍王”,他們雖是體制的推動者,更是體制的犧牲品。
中國的職業足球從誕生之日起就是個怪胎:一個官商一體、管辦不分、由重視政績重於聯賽利益的行政管理者所主導的“僞職業”聯賽。足球管理部門“一套班子、幾塊牌子”的機構設置早已廣受詬病。
成都體育學院教授郝勤提出了一個問題:謝亞龍、南勇們,他們到底是一個公司的CEO呢?還是政府的官員呢?他們應該服從誰的利益?“中國體育制度的‘雙軌制’必然產生如謝、南這樣的官倒”。
在這兩期的審判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多“黑哨”其實就是官哨——包括末代甲A上海德比的好戲和2009年中能保級的鬧劇。有足球高層領導撐腰,“黑哨”纔敢肆無忌憚,還能成爲“金哨、銀哨”。
郝勤說,中國體育的“雙軌制”導致體育制度既沒有完全實行商業化和職業化,而做的又是商業化的事情。“中國足球深層次的問題就在於此”。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加快發展體育產業的指導意見》中提出,要堅持“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營利性與非營利性分開原則,充分發揮市場在體育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消除和防止對體育市場資源的限制和壟斷。”“四分開”應該作爲包括足球聯賽在內的職業體育改革方向。
“海利豐們”攪亂球壇
既要監管俱樂部,也要給俱樂部鋪一條生存的合法路徑
在中國足球圈裏,青島海利豐是一個怪異而短命的存在。
海利豐還在中甲存活時,往往上半賽季是衝超熱門,但下半賽季成績就直線下滑。隨着司法機關的介入和中國足協的調查,其背後“玄機”也大白於天下——賣球贏利。
在短短20年職業化歷史中,中國足球產生的諸多怪現象,可從“國企足球”說起。
新華社曾專門進行過報道調查,甲A之初,俱樂部基本是從各省市的專業足球隊轉變而來,大多是找一家企業冠名,然後由球隊原屬的省市體委系統派員負責運作。爲了好成績,一些國有資本在投資足球時往往互相攀比、不計成本,不僅造成國有資產流失,而且“燒錢”行爲導致中國足球的發展環境越來越艱難。
俱樂部沒有合理的收入分配機制,沒有賺錢的正常渠道,成本又被過度擡高,已成騎虎難下之勢。但老闆不想虧本,球員還想致富,只能走旁門左道了。
國家體育總局體育科學研究所體育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鮑明曉認爲,俱樂部和聯賽的財政健康是根本。“出現一系列惡性問題時,俱樂部正常的財政收入已經萎縮了,必須要找到其它辦法來維持俱樂部的生存,賭球啊,拿比分換錢啊這些事就擋不住了。”
聯賽成足協“提款機”
職業足球是個綜合體,只有每個單體都職業化了,分清職責,遵守規則,職業足球才能做到職業化
中國的職業足球一度是金光燦燦的。
中國足球職業化伊始,世界最大的體育和娛樂營銷管理公司IMG就以一年120萬美元承包費,每年20%遞增的合同拿下頭5年甲A開發權。那時候,聯賽是絕對的賣方市場,想贊助的企業都需要排隊等候。
幸福的時光是短暫的。2002年初,足協宣佈甲A聯賽電視轉播權由足協統一開發,由於轉播費與央視沒有談妥,當年前6輪聯賽沒有直播。當年底,百事單方面宣佈暫停對甲A的贊助。IMG也在2003年底合同到期後離開。
此後,前身爲足協聯賽開發部的福特寶公司直接接手中超聯賽,結果西門子公司贊助了中超一年後就退出,翌年中超“裸奔”。中超公司取代福特寶後仍然換湯不換藥,結果2006年拉贊助拉出了廣受質疑的愛福克斯案;2007年、2008年聯賽冠名商改成金威啤酒,每傢俱樂部得到了聯賽史上最少的分紅數額。
對此,有業內人士形容中國足協是“自己搞不好,也不讓別人搞”。
聯賽成爲足協的“提款機”和“徵兵站”。與此同時,作爲聯賽主體的球員、球隊和裁判,不職業和毀牌行爲也越來越多。聯賽曾經的金字招牌毀得差不多了。這其中有主管部門監管不力、不作爲甚至沆瀣一氣的主要責任,也有球員自身素質不高的問題。
上述人士說:“國外足球俱樂部也有不少虧錢的,但中國是誰都不賺錢,這就不正常。”
俱樂部和投資人如何盈利,是中國職業足球必須解決的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
此前反黑草草收場
綏靖政策只能帶來更大的災難,足球打假要真打、狠打、長打
比起2001年底爆發的“黑哨案”最終只有一個裁判龔建平伏法,這次的足球腐敗案審理一查到底,大快人心。
2001年12月14日,綠城和廣州吉利俱樂部聯合召開新聞發佈會自曝污點並揭黑,由此揭開了轟轟烈烈的反黑序幕。最終,只有龔建平這個寫了“懺悔書”主動交代問題的裁判受到牢獄之災,反黑風暴草草收場。
對此,有業內人士評論說:“中國足球錯失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清理門戶的大好時機。此後,中國足壇的假賭黑現象絲毫沒有得到抑制。”
事實證明,打擊體育作假不是體育部門一家可以解決的問題,應將其統一納入司法、商業、稅務管理系統,全社會應形成合力。
足球長期急功近利
要改變足球政績觀,重長期基礎輕短期成績,切實落實“足球從娃娃抓起”,爲中國足球的未來當鋪路石
在法律上,“南勇們”的罪行是腐敗,不是因爲國家隊成績沒搞好。
但包括足球在內的很多事往往如此,贏了一切好說,輸了就引發各種指責。
法里納是一位巴西大學的體育老師,他來到中國,從中國僅有的200多名五人制足球球員中挑人組隊,再用9個月的時間把他們帶入了2008年五人制世界盃。成功後,他對記者重複了那句至理名言:中國13億多的人口,怎麼可能挑不出11個人踢好球?
儘管中國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約1/5,但根據足協最新的統計數據,中國只有1.1萬註冊球員,這其中12歲至19歲年齡段的青少年加起來不足7000人。
專家普遍認爲,在足球等集體球類項目上,人才培養體系必須符合正金字塔型的規律,不可能出現空中樓閣似的成功。
中國足球的管理者們不可能不知道根基已斷,但受到“唯成績論”的影響,中國足球一直陷入從思想到行動上的急功近利。於是,所有的足球優質資源向國家隊集中,作爲足球未來的青少年羣體無形中被忽略了。足球從娃娃抓起喊了多年,但口號多、行動少,或流於形式,或杯水車薪。
體制不改革腐敗難根除
評論
體制不改革腐敗難根除
始於2009年的中國足球腐敗案調查與審理,最終以南勇、謝亞龍一審被判刑10年半而告一段落。
中國足壇的腐敗是不爭的事實,更觸目驚心的是昔日坊間各種傳聞最終大多都被證實。腐敗滲透到足球界各個角落:球員、教練、裁判、俱樂部、足協官員無一倖免。
一個人的失足也許可用個人道德品質來解釋,而一個系統內大範圍的人員腐敗,似乎不能歸咎於所有搞足球的人都天生貪婪。
中國足球推行職業化近20年,卻成爲問題叢生的“淪陷區”。其管理體制一直未能完全實行商業化和職業化,卻要在這個體制下做商業化的事情。兩種體制強扭之下的“雙軌制”,讓聯賽成爲官商一體、由行政管理者主導的市場“怪胎”。這是中國足球職業聯賽的先天缺陷。
“雙軌制”造成極不成熟的市場環境,這裏流動着大量的金錢,又由於政企一家、管辦不分,同時缺少必要的監管,因此官商勾結、錢權交易就不可避免地蔓延開來。
所以曾經高舉反黑大旗的足球掌門人,最終會將自己“反”進了監獄。南勇們既是足球的傷害者,也是體制的犧牲品。制度設計這一根本問題不觸動,中國足球改來改去,只能是惡性循環。
道德教育、作風建設,這些當然很重要,但對於一個行業,不能單純依靠個人修養來抵禦利益誘惑。完善的制度,合理的規則,多重的監管,纔是防腐的關鍵所在。
常在河邊走,哪能不溼鞋,不完善的體制往往誘人失足;反過來,完善的體制卻可以揚善抑惡。
中國足球成爲一缸渾水的原因在於“無法可依、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體制沒有理順,職業化各種配套措施沒有跟上,而一出問題,本能想到的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自欺以欺人。由於種種原因,多年來司法難以介入中國足球,於是渝沈疑案不了了之,甲B“五鼠”不了了之,龔建平之案雷聲大雨點小,最終積小弊至大錯,到了捂不住的時候,終於崩潰。
制度性的漏洞會導致一系列問題甚至腐敗不絕,因此要消除腐敗,更重要的是要防止腐敗,就必須從體制改革入手,最重要的就是徹底改變官商一體、管辦不分的現有足球管理體制。同時,應該設立司法、商業、稅務等系統共管足球的體系,尤其應該建立司法介入足球的長效機制,起到震懾和懲戒作用,讓足壇後來者欲腐不敢,欲腐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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