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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媒體的評論提起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就是反思當下中國的“極端主義”,即那種非此即彼、非友即敵、非紅即黑的思維方式。因爲有消極腐敗現象,就把國家說得一無是處;因爲有爲富不仁,就對所有富人怨、恨、怒;批評社會存在一些矛盾,就被斥爲“抹黑中國”;強調一下階段性國情,又被譏爲“高級五毛”;小悅悅事件發生了,就斷言世風日下已至道德末日;“最美”出現了,又認定道德滑坡根本不存在。
這是一個很有洞見的觀察,抓住了當下輿情的一個重要特徵。極端並不可怕,當極端成爲一種流行的“主義”時,就需要警惕並反思了:一定是這個社會出了什麼問題。當輿論空間被極端言論充斥並主宰,理性的判斷、客觀的分析和均衡的觀點被邊緣、被漠視、被壓制時,這個社會是危險的。
“極端主義”有一個發生的背景,就是以微博爲代表的新媒體傳播語境。這麼說,並非將責任歸咎於新媒體,而是陳述一個現實。很多極端言論,都是在網絡傳播語境中產生的,從網絡最流行的符號中就能看到這種極端取向:最美、最牛、最帥、最雷人、最讓人感動、最醜陋、最惡……生活在網絡上的人,似乎很容易走極端。現實中的溫良謙遜者,一到網上就好像變成另外一個人——站隊分敵友、偏執走極端:要麼就是“最好最美”,不惜以最美麗、最動聽的語言來讚美;要麼就是“最壞最醜陋”,恨不得以最尖刻、最惡毒的語言來標籤。網友情緒也很極端,要麼被某個事件、某個場景感動得一塌糊塗,恨不得掏心掏肺;要麼被某個圖片、某種行爲刺激得火冒三丈,恨不得將作惡者碎屍萬段。
令人憂慮的是,不僅僅是語言和思維的極端主義,還有由此帶來的極端行爲。極端語言的薰陶,會讓人變得急躁,極端思維的暗示,會誘導人以極端方式解決問題,或者說爲那種極端行爲找到了一種合理性。比如,揮刀砍向孩子製造幼兒園血案的人,很難說沒有從那種“報復正義”的極端思維中找到正當藉口。
而討論“極端主義”這個問題,也不能僅僅停留於淺層的道德批判,更要反思其後的現實土壤——到底是哪些原因導致了極端主義。
首先是網絡的傳播特點。語不驚人死不休,偏執狂才能成爲輿論領袖,這是網絡時代一種病態的價值取向。客觀理性的觀點,很難吸引眼球,極端的道德判斷纔是吸引注意力的手段。在網絡這個信息海洋中,謹慎的言辭根本沒人注意,只有激烈的言辭、誇張的姿態和極端的判斷才能被關注、被轉發,才能使自己成爲萬衆矚目的焦點和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輿論領袖。尤其是微博興起之後,140字的限制,更加短瞬、碎片的傳播壓力,加劇了言論極端化,擠壓了理性表達的空間。
然後是媒體標籤化的誤導。極端的言論和極端的思維,很多時候是被媒體牽着鼻子走,被其預設的極端化標籤誘導。一事當前,某些媒體不是客觀地報道真相和還原事實,而是熱衷於貼標籤。出了車禍,先貼一個“富二代寶馬鬧市飆車撞人”的標籤;發生衝突,便去尋找“官二代”、“富二代”、“官員”、“富人”之類易點燃情緒和引發爭議的標籤。標籤引導之下,受衆就不會細讀新聞,而是根據標籤的想像去構造事實,作出極端判斷。當然,“極端主義”還與媒體的選擇性報道相關,其實,輿論中有不少客觀中立的理性判斷,可一些媒體爲了追逐衝突,根本不會去打撈和發掘那些理性的聲音,而只會選擇性地誇大極端和放大沖突。不是發揮輿論的引導作用,而是消費那些偏激的情緒。從這個角度看,“極端主義”有時是媒體報道營造的幻象,理性的聲音缺乏報道的價值,選擇性的傳播屏蔽中,就成了“沉默的大多數”。
最後,極端主義氾濫,還有一個最關鍵的原因,就是階層的兩極化。貧富差距拉大的現實下,富人是壟斷着財富資源的少數,窮人是充滿着“相對被剝奪感”的多數,而作爲社會穩定器的中產階層則並未壯大。這是一個危險的失衡和斷裂狀態,這種狀態最容易滋生極端主義情緒和思維。極端主義情緒,一方面是階層的對立衝突所產生的,吃肉者與喝粥者是無法坐在一起心平氣和地交流的,惟有話語暴力相向;另一方面,壟斷着權力和財富資本的精英是少數人,而多數的窮人卻容易利用人數衆多和道義優勢製造輿論,這種階層對立和博弈的格局,極易形成極端主義的思潮。
所以,化解中國當下輿論空間中的極端主義,需要新媒體的淨化,需要民衆的理性,需要媒體的職業自律,更需要解決貧富拉大這個制度性問題。媒體不要總盯着那些極端言論,而忽視平和沉默的大多數,要善於打撈沉沒的聲音;政府要容忍那種言論上的微詞,怕的不是言論和思維的極端,而是改革停滯所導致的行爲極端。當然,最重要的是,要通過觸及體制核心的關鍵改革,來消除滋生極端主義思潮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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