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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論
□朱子慶
詩歌的私人性與公共生活
進入新世紀以來,當代中國新詩的公共空間“空前地消匿和弱化”,也就是說在公衆生活中已經沒有詩歌什麼事了。有感於此,謝冕先生著文《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予以評說。文章提出了一個“私人性”概念,認爲問題的起因首先在於“詩歌固有的‘私人性’”,其具體推論是:詩歌的發生總是與私人的情感抒發有關,由個人因情而動,然後及於他人,這就導致對於公共生活的“疏離”乃至“忽略”的可能。由於耽溺於“私人性”寫作,詩歌淡出了社會公衆的文化視野。
衆所周知,詩歌在一間房子裏被書寫的時候,是最“私人性”的,但當它作爲一種文本而載之於媒體呈現時,無疑乃是一種文學公器,無論詩人的本意願意與否,亦無論寫的是私密話語還是公衆話題。
詩歌創作“失範”的原因
問題的關鍵在於:當代詩歌爲什麼會出現這樣一種公衆不予應答的尷尬局面呢?謝冕認爲,原因首先在於詩歌“固有的‘私人性’”,如果作者的個人生活志趣很“宅”,對“疏離”、“忽略”公共生活失去必要的警惕,其創作勢必被拋離於“公共空間”之外;其次,詩的個人性與公共性始終是一對矛盾,它們既相互依賴又相互排斥,而時下的許多詩人顯然走了一條“迴避”的路線。
我們必須承認,時代變了。當代人的存在與心性已發生了巨大改變。當然,作爲當代人現實生活的產兒,當代詩歌也隨之起了變化。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的詩歌一仍舊貫,還是“擔當”的詩歌(如北島的《回答》),90年代詩歌是“介入”的詩歌(如伊沙的《車過黃河》),那麼到了本世紀初,詩歌已經逸出傳統的軌道。一個曠古未遇的大變局是:我們已被捲入世界性工業化市場社會的漩渦。
雅斯貝爾斯早就洞見和分析了近百年來人的現實存在和精神狀況,指出:“在現時代,人們是像沙粒一樣被攪和在一起的。他們都是一架機器的組成部分……他們不是這樣一種歷史實體的組成部分:在這個歷史實體中,他們注入他們自己的個體自我。過着這種無根生活的人的數量繼續不斷地增大。他們被迫四處奔走,也許會失業相當長的時間而僅僅維持着起碼的生計,因此他們在總體中也就不再有確定的位置或地位。有一句深刻的格言說,人皆應各得其所,去完成造化賦予他的任務。但這句話對於上述的人們來說已成爲一句謊言,對於感到了自己被遺棄而漂泊不定的人們來說,是虛弱無力的安慰。”“由於那提供人的生活的基本必需品的龐大機器把個人變成單純的功能,它就解除了個人遵循傳統準則的義務,這些舊式的傳統準則曾經使社會得以鞏固。”當整個社會因市場經濟的運作日益整飭有序,而個人存在卻變得漂移、遊走、破碎和孤零,詩歌也變得屑小、淺表和碎片化又有什麼奇怪呢?當人喪失個體自我“異化”爲“單純的功能”,成了某種工具,也就無力承擔傳統個體曾領有的使命了。當今的詩歌創作出現“失範”,詩歌標準問題被人們反覆申說欲振乏力,原因就在這裏。
詩歌“病態”表徵人的精神“病態”
當一個人只能專注於他眼前的活兒,無暇也無興趣來思索他的存在,這個人內心根本不可能產生想法,更遑論揭之於存在的詩意。其實不僅工人如此,今天由於專業細分,各個行業與崗位上的人的現狀,差不多都如此。只要簡單回憶一下我們每天無數次重複的兩個動作:確認和刪除,對雅氏的描述,我們就會有心悅誠服的體認。當“生活的基礎在於忘卻”,我們的精神將如何?怎麼可能不是荒原,不走向虛無?
在一個“異化”的時代,存在的本質總是被層層遮蔽的。如果我們把詩歌取作時代精神的樣本予以觀察,那麼當今詩歌所呈現的“忘記”和“沉湎”———“相當多的詩人忘記了周遭的世界,忘記了世界上的善惡和是非、公理和正義,沉湎於個人,寫着極端自戀的詩篇。他們自以爲是,實行着徹底的‘個人至上’甚至‘個人唯一’的宗旨。”(謝冕語)———就不過是人的存在的一種消極表現,但這絕不是一無足觀的淺性表現,而確實是某種意義上的“病態”,它應該喚起的,是我們對當代人精神現狀的必要關切。詩歌的“病態”表徵着人的精神的“病態”,而人的精神的“病態”則演繹着時代的官能症狀。當詩歌一味沉迷於“私人性”,不也正意味着我們的時代缺乏“公共生活”的展開嗎?
朱子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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