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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慶
網上還在熱議90後打工者的“激情”殺人。這是“激情”殺人的又一典型案例。非“激情”二字,不足以透出事件的詭譎、殘酷和“失心人”行事的莫測難料。
存在主義哲學指出,人生存的世界乃是情緒性的世界,人在情緒中開放着自己生存的世界。正因爲如此,在情緒中的人總是容易被可怕者、可愛者、可恨者這些“他者”引出“我自己”,而向“世界”沉淪。搬運工馬金庫因爲不滿老闆娘讓他幫忙照看孩子,持斧將她及其兩歲的兒子砍死。在法庭上他無多辯解,只求速死。而且,他還在微笑。馬金庫的“微笑”此時在敞露着什麼?是強撐着做給在場的人們看呢(讓人想起“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那句昏話)?還是他根本就感情冷漠,抑或他當真有一種“自我實現”的竊喜?無論你覺得這事多麼不可思議,馬金庫的微笑裏就是有着竊喜,一種終得“解脫”的竊喜。可悲就在這裏。一個20多歲的90後,卻視殺人奪命爲完全無所謂,以終得“了斷”自己的生命爲遂願,他胸腔裏裝的是怎樣一顆冷透的心!
馬金庫的悲劇是一個典型的現代人的悲劇。在這個悲劇個體身上,體現了一種生存與精神困境。
首先是愛的匱乏。“習性學之父”康拉德·洛倫茨指出:“我們這些生活在人口高度密集的文明國度或者大都市中的人類已經喪失了普遍的、發自內心的而且溫暖無比的人類之愛了。”馬金庫先後有兩個母親、三個父親,他的童年被家庭的不斷重組“切成了碎片”,不但失愛還被後父繼母虐待,“多餘的人”的處境,使他無以打從“心”上認同和植根於人世。隨着失學和繼之而失戀,卑微的打工生活徒增繁忙和厭倦,走向社會也未能使他覓得溫情與寄託。在案發之前一日和當天,他曾有意無意“吐露”了厭世的信息,而耽溺於繁忙的人們聽而不聞。馬金庫的斜視和有些耳聾是後媽用掃帚把他打的,他學習成績優異而繼父卻不願供他繼續讀書,同樣是因爲他不是自己親生的兒子。諸如此類,足以轟毀一個孩子對人的信心,又遑論熱愛人類。
其次是父親的缺位。馬金庫6歲的時候,生父爲了“幾塊錢的事”將朋友殺死,結果被槍斃了。繼父從不曾把他視同己出,所以談不上對他有什麼引領和教導。現代的孩子在其教育成長中,大都有着共同缺陷,即常年圈在形同真空的“同齡人”環境(學校)裏,被動地做着“灌輸”型書本知識的學習,四體不勤,心無旁騖。他們沒有優質的榜樣,更缺少身體力行教導下的生存、生產實踐。其“馴化”後遺症之一,便是“人格的持續幼稚”,人已成年,心智卻遠不夠成熟。爲什麼現在的大學生、打工者中自殺頻發,小小不順的事都能弄到跳樓?雖成年而實幼稚,成事不足,敗事輕生,這種“成年幼稚病”應居其一。還有就是“脆弱”。我們今天的人類已沒有真正的天敵,空前地超強超大超能量,然而作爲其中一員的個體,卻以其主體性的被耗竭和剝奪,變得日益單薄和脆弱。心理的脆弱最成問題。馬金庫只因老闆娘說了一句“你是打工的,要你哄你就哄”就頓時怒從心頭起,抄起斧頭就向這個女人砍去。
馬金庫的精神狀況有其個別性,也有作爲一個現代人的一般性。這種一般性,誠如雅斯貝爾斯所指出的:“一個人在今天的所作所爲只能是目光短淺的個人的作爲。的確,他有職業,但是他的生活缺乏連續性。他所做的事固然有意義,但一完畢便煙消雲散……這種生活的基礎在於忘卻。他對過去與現在的視野縮小到了如此地步,以致除了赤裸裸的當前以外,幾乎沒有任何東西存留在精神中。因此,生活就按其常規進行,沒有記憶與預見,缺乏那種可以通過有目的地、抽象地關照在這架機器中所扮演的角色而獲得的活力。”這裏所描述的的確是現代打工者的生存與精神的狀態,它所隱含的警示是:這是沒有根基的浮萍一般的生存。
一如船必須裝上足量的壓艙石與舵,才能夠不懼風浪,掌握航向;人在其艱難的生存歷程中,也要向其“心”澆鑄情理本體,奠基於情,導向以理。而一旦心靈空虛,人就會變得極其脆弱。馬金庫的悲劇給我們的教訓是:脆弱的“失心人”隨時會毀於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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